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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州:“南蛮”之地何以成为文治之邑

2019-11-03 14:02作者:明敬群


摘要:位于湖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飞山,是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一座神奇之山,自然景观独特,人文历史厚重。唐末至两宋时期,以靖州为中心逐渐形成的飞山文化,让靖州乃至湘黔桂接边地区各族人民甩掉了“南蛮”的帽子,逐步融入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大家庭,使靖州以及其他一些受其影响的地方成为文治之邑。


在宋代以前,我国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 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泛称为“南蛮”,其中居住在川滇地区的叫西南夷,居住在闽粤桂地区的叫蛮越,居住在湘鄂渝黔桂接边地区则被称为“苗蛮”。明朝中叶抗倭名将邓子龙《登飞山》诗曰:“岩飞瀑布披深洞,风送钟声下远苗”,诗中的“远苗”就是泛指靖州所处的湘黔桂接边一带的少数民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民族识别工作,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才被划分为苗族、侗族、土家族、瑶族等民族。

因所处时代和代表性族群的不同, 湘鄂渝黔桂接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又有不同的别称。秦时置黔中郡,这里的少数民族被称为“ 黔中蛮” , 西汉时改黔中郡为武陵郡, 这里的居民则被称为“ 武陵蛮” , 到东汉时又因境内有五溪, 故又有“ 五溪蛮” 之称。唐末时期,居住于沅水上游一带的少数民族逐渐兴盛,形成一个势力较大、影响范围较广的民族集团,史称“ 飞山蛮”。就“ 飞山蛮”活动区域而言,以今湖南靖州飞山为中心,包括今大湘西、贵州东部、桂东北、鄂西、渝东南的广大区域。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神宗》中评论湖南少数民族地区时写道:“澧、沅、辰、靖之闲,蛮不内扰,而安化、靖州等州县,迄今为文治之邑,与湖湘诸郡齿”。意思是说,靠近今湖北、重庆、贵州、广西的大湘西地区各族百姓,虽还有些蛮劲,但总体已经归顺中央政权,不再讨饶内地;而安化、靖州等地如今已成为人文荟萃、政通人和的地方,与湖南诸地唇齿相依、和睦共处。

人们不禁要问,靖州这个历史上的“南蛮”之地是如何成为后来的文治之邑的?本文试作初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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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龙诗碑刻(陆顺祖/摄)


一、历代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统治政策的基本走向

秦汉时期,中央政权势力强大,对南方少数民族主要采取征剿挤压政策,秦王朝曾派大将白起伐楚(今鄂西一带),王翦伐越(今两广地区),后置黔中郡、桂林郡。东汉初年,伏波将军马援一路南征,一直打到交趾(今越南)一带,后在攻打“武陵蛮”时染病而亡,留下了“马革裹尸”的典故。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权不稳固,内战连连,更迭较快,分裂对峙时间较长,因而无暇顾及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只要这里的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不构成军事威胁,一般都不干预其内部事务,放任其自由发展。

隋唐属于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八方来朝,对各地少数民族集团普遍采取统治政策,只要承认中央政权,一般不派驻军队,不要求向朝廷纳税,只要不定期向朝廷贡献方物,即可委任其部落或者大姓头人治理本地。

五代十国时期,天下纷争,各自为政。各民族地区也纷纷建立部落联盟性质的军事组织保家自卫。

两宋时期,中央政权开始加强对南方民族地区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军事要塞派驻军队,二是在重要城池委派流官,同时选任土人代表共同治理。

元代为蒙古族政权,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主要体现在军事控制上,政治上以推行自治政策为主,在西南民族地区逐渐演化为土司制度

明清两代,封建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控制不断强化。民族地区的行政区划开始明确,建制趋于完善,省级、州府级、县级地方政权逐步形成。在南方,开始对土司制度进行改革。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在西南和中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管理制度,它是由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制发展而来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首领的世袭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中央的敕诏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有效贯彻

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明朝就已经开始酝酿取消土司制度,改为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府、厅、州、县等机构,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直接管理,这种方法被称为"改土归流"。早期的改革是缓和的,清代以后力度不断加大。改土归流一般采取两种办法:一是从上而下,先改土府,后改土州。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 。有的在土民向封建王朝申请改土归流时,王朝以所谓从民之意,革除土官世袭,改为流官。历经明朝小规模和清朝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废止了土司制度。

历代王朝不管如何更迭,一般内地采取郡县制直辖,边疆则主要采用羁縻制间接控制。历代羁縻有强有弱,强者如唐,弱者如元。清朝总结历代治理边疆经验:“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 。“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南不封王,北不断亲”。“分封以制其力,崇释以制其生”。“以黄教柔顺蒙古,中国之上计也”。 “建一庙胜养十万兵”等等。因此,清代成为我国历代疆域(实际控制)最大的朝代。

土司制度在生产力水平不高、交通不便、民族文化差异巨大的情况下,对于国家统一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土司世代为官,独霸一方,更有一些土司专横不法,对境内人民实行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土司之间为争权夺利挑起械斗或战争,导致生灵涂炭,对朝廷也叛服无常。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土司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加上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土司制度的废除成为必然。

二、古靖州从“飞山蛮”地发展成为西南民族地区边关重镇的历史脉络

据斗篷坡考古遗址发现,位于湘黔桂接边地区的靖州,早在旧石器时期,已有先民繁衍生息。战国后期,形成了以苗侗(今称)等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峒款军事部落联盟。唐末五代时期,又建立起以古靖州为中心的民族自治政权,史称“飞山蛮”

《宋史蛮夷二》载:“诚徽州,唐溪峒州,宋初,杨氏据之,号十峒首领,以其族姓散掌州峒”。这里的“诚徽州”指的是今靖州、会同、通道、绥宁、城步以及广西三江、贵州黎平、锦屏、天柱一带。这里的“杨氏”指的是五代时期的“飞山蛮”首领杨再思及其后世继任子孙。

“飞山蛮”是唐末至宋初出现在湘黔桂鄂渝接边民族地区历史舞台上的少数民族集团。这一地区在唐朝开始进入封建领主经济的发展阶段, 各大姓的首领已成为较大的领主, 唐王朝对这一地区实行统治政策, 只要大姓领主归附中央, 并向中央王朝进贡方物, 就给以封官受职。如果发生叛乱,朝廷就要委派军队和官员前往平叛并长期驻扎。

被后人尊称为飞山太公的杨再思,出生唐末“平蛮”命官之家,长在“飞山蛮”地,其生活习俗、服饰、语言皆与当地融为一体,自幼熟读礼仪兵法,又苦练武功,成年后文武兼备,尤精韬略,常代父击退来犯之敌,深受当地民众信赖,其父死后袭父职。唐末各地农民起义时期,杨再思被当地少数民族拥戴为酋长,逐渐拥有以朗溪峒为中心的西北四峒,且治理有方,保境安民,威名日盛。其弟再韬则分镇珍州(今贵州省桐梓县东),世袭土官。

五代初,“飞山蛮”境有四大款首,分别是潘金盛,人称潘大虎,据东南八峒,以飞山峒为中心;二是杨承磊,人称杨神勇,据西南五峒;三是昌师益,据东北三峒;四是杨再思。

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天下纷争。长沙节度使马殷割据湖南,自称楚王,不断开展军事扩张。其时,靖州一带少数民族在首领潘金盛、杨承磊的带领下逐渐兴盛,形成了一个以靖州为大本营,影响湘黔桂接边区域的民族集团--“飞山蛮”。潘金盛、杨承磊, 也乘机发展自己势力, 以飞山天堑为根据地,联合周边款首,同占据湖南的割据政权马氏相对抗。

《资治通鉴·唐纪》载:“唐昭宗乾宁二年(895),蒋勋与邓继崇起兵,连飞山蛮、梅山蛮寇湘潭,据邵州”。《湖南通志》载:因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险,数扰楚边”,楚王马殷遂于后梁乾化元年(911)“遣邵州刺史吕师周将衡山兵五千讨之”。“吕师周引兵攀藤缘崖入飞山峒袭潘金盛,擒至武冈斩之”。“飞山蛮”另一首领杨承磊战死,从众死难者达3000余人。

其时,叙州(今湖南洪江一带)长吏杨再思,因文武双全,众奉为“飞山蛮”的新首领。“飞山蛮”集团在杨再思的带领下,文治武功,以其十子分镇各战略要地,建立封建领土分封制度,周边民族部落也纷纷归附,并与东部楚国结束军事对峙达成和解。楚王马殷继续采用唐代政策, 承认杨氏的统治, 利用杨氏势力作为向西南扩张的工具。

北宋初年,杨再思的继承者杨正岩、杨通蕴、杨通宝等子孙, 均遵其维护国家一统的遗训,主动向朝廷进贡方物, 得到中央政权的认可,允其掌管“飞山蛮”区域的二十三州峒,世袭土官。杨再思子杨正岩筑城于飞山脚下的渠水东岸,人称杨氏城。由于杨再思及其后世子孙能够比较正确地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注意引进汉族地区先进技术和方式发展经济, 至北宋嘉佑年间, 这一地区开始成为天下少有的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之地。

北宋后期,岳飞奉命平定洞庭湖一带的钟相杨幺起义,朝廷开始强化对“飞山蛮”地区的直接控制。在认可世袭土官治理的同时,逐步委派朝廷命官和军队进驻各要塞,唐代以来数百年比较松散的统治政策开始改变。

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因朝廷改诚徽二州为渠阳军,并撤两州兵马,致蛮酋杨晟台造反,境内陷入战乱。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杨再思六世孙杨晟臻纳土归附朝廷。为表“靖安”之意,朝廷下诏改诚徽二州为“靖州”,隶属荆湖北路。

元初,朝廷在靖州立军民安抚司,后设靖州路总管府,隶属湖广行中书省。元朝政权一方面强化对“飞山蛮”地区的军事控制,一方面继续沿用前代的怀柔感化政策,曾追封飞山太公杨再思为宣威助顺王,以安抚其后裔和追随的子民。

明初,太祖朱元璋继续立靖州军民安抚司,各路大军集结靖州。洪武三年(1370年)设靖州府,九年降为州。

清代,设靖州直隶州府,同时设立靖州协,靖州仍为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军事重镇。

靖州地处湘、黔、桂三省(区)交通要冲,水路沿渠水而上,可经通道到达广西柳州;沿渠水而下,可经沅水直达常德、汉口。较为有利的区位交通条件,使靖州成为接边地区木材、桐油等土特产品输出和生产生活用品输入的贸易集散中心,形成了较为浓郁的商道文化。两宋时期,靖州城商业渐兴。元、明两代,靖州商贸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清乾隆“改土归流”以后,江西、福建、广东等“五省八帮”的商人陆续来到靖州,开店设铺,划行归市,开始了“八帮会靖”的商业鼎盛。抗战时期,由于大量工厂、商号迁入,靖州依然商贸繁荣。新中国成立后,随着209国道、枝柳铁路建成通车,靖州继续保持了湘黔桂边区物资集散中心的地位。如今,包茂高速与武靖、靖黎高速,枝柳铁路与即将兴建的兴靖永郴铁路将在靖州呈十字交叉,靖州作为区域交通中心的地位将继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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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山古庙(陆顺祖/摄)


三、古靖州从“飞山蛮地”发展成为西南民族地区文治之邑的政治渊源

《直隶靖州志》载:“五代之乱,天下多遭涂炭,独诚州兵民屯聚,商贾出入,境风之民,焕然改色,有礼乐文物之盛,皆因杨氏之功。”史料直接点明,杨再思及其后世子孙对开创古靖州政治文明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五代初期的“飞山蛮”首领潘金盛、杨承磊死后,楚军撤离,潘、杨所属13“峒蛮”子民慕杨再思威名贤德,拥戴他为新的首领。后梁龙德元年(921),昌师益和辰州蛮攻楚失败后,所属峒蛮逐步投靠了杨再思。至此,杨再思势力范围覆盖今怀化市、邵阳市西南部及黔东南、桂东北部分地区。

五代乱世,杨再思虽受土著民众拥戴,仍坚持奉唐正朔,沿用唐昭宗天佑年号,反对藩镇割据、国家分裂。当他接受潘金盛、杨承磊、昌师益等各峒拥戴为共同首领后,势力日盛,但他并不自立为王,为表示忠诚于唐,改叙州为“诚州”。杨再思主张孔孟之道、以德兴仁,励精图治,宣仁布义,所辖区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繁荣局面。管辖范围不断扩大,在原十峒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金融、鑫达、京堡、邓水、三江、三郎等峒及东道百姓都、西道三合都、南道武占都、北道竹溪都等36都寨。

《杨再思氏族通志》载:古诚州影响范围以靖州、黎平、洪江一带为中心,东达隆回、洞口、绥宁、武冈、城步、新宁一线,南抵广西义宁(今临桂、龙胜、三江)及贵州从江、榕江,西至贵州石阡、黄平,北达澧州(今澧县))、凤凰及今重庆的秀山、酉阳,地跨湘桂黔渝鄂边区。

后周显德二年(955),杨再思将政权交于七子政岩,居诚州(今靖州),袭爵位,接任刺史;军权交于二子政滔,任防衔都总管;三子政隆知徽州(今绥宁),其余各子分镇各峒要塞,在各峒长史的辅佐下,将诚、徽二州治理得井井有条。显德四年(957)十月二十六日,杨再思逝世,举州戴孝,葬于渠水源头长岭冈(今贵州黎平县中潮镇佳所村)。南宋景定年间立碑曰:“杨英惠侯墓”,清光绪五年(1879)立有《宋追封英惠侯唐末诚州刺史杨公墓表》及神道碑。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979年,宋太宗统一全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宋史·诚徽州传》和《湖南通志》载,杨政岩闻全国一统,遂遵从先父杨再思遗愿,遣子杨通蕴为使赴汴京上表祝贺,受宋太宗赞誉。980年,杨政岩子杨通宝献方物(土特产品)入贡,被宋太宗正式册封为诚州刺史。

现在黔东南、大湘西、桂东北和鄂西的土著民族中杨家是大姓,据贵州凯里杨再思研究会初步统计,这一区域的杨姓约500万人, 其中不少杨姓都认为是杨再思的裔孙, 他们为再思立庙,供奉飞山神(飞山公), 有的每月清明节举族去给杨再思扫墓, 或者于再思生辰、忌辰日, 举行富有民族特点的纪念活动, 许多杨氏转宗字辈是“ 再正通光昌胜秀”。这一区域是现在苗、侗、瑶、土家等民族聚集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都笼统地称之为苗。我们可以初步推断:“飞山蛮”既是侗族的先民, 也是一部份苗族、土家族、瑶族的先民。据考证,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和里南寨杨氏侗族, 因人口繁衍而迁徒一部份人到融水苗族自治县邦阳去与苗族杂居, 若干代后, 就变成苗族。新中国成立前侗族和苗族杨氏于清明节仍一道去给始祖扫墓,彼此保持血缘兄弟关系。鄂西恩施自治州宣恩等县的侗族杨氏,是由清代才由湘西搬去的, 因与汉族杂居, 认为自己也是汉族,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反复宣传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近些年才恢复为侗族,他们说其始祖就是杨再思,这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杨氏先祖的传说基本一致。

杨再思及其后世子孙对开创古靖州政治文明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维护一统的国家观念受到历代褒扬推崇。在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时代,杨再思坚持维护国家一统,反对国家分裂,不独立,不称王,仍然沿用唐昭宗天佑年号。为了表示忠诚于唐,杨再思改叙州为诚州,引进先进的汉文化和农耕技术,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相互交融,推动了治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高了各民族对华夏一统的民族认同。在飞山正统思想的感召下,历史上武陵五溪人民虽然多次反抗封建暴政,但从未脱离中央王朝寻求独立,而且每当中华民族面临危难,当地人民总是挺身而出,积极投身抵御外辱、维护华夏的民族大义当中,形成了诸如“南方杨家将”等脍炙人口的故事,至今传为佳话。杨再思偏安乱世,维护一统,不称王、不称霸,实现民族团结和睦、融合发展,得到了历代中央政权的推崇。后唐庄宗封杨再思为尚书左仆射。宋朝六次追封杨再思为侯,宋神宗元丰六年(1084),朝廷赐建祠庙于飞山,专门祭祀飞山太公杨再思,为首座官方建立的飞山庙。元朝两次追封杨再思为王。明朝两次改扩建飞山大庙。清同治十年(1868),奉朝廷旨意,飞山庙祭祀活动纳入官方典礼,由靖州知州带领各路官员朝祭,成为地方盛典。近十年来,怀化、洪江、靖州、城步、广西三江、贵州黎平等地都为杨再思雕塑了石像,并树碑立传,永示纪念。历朝历代,名人荟萃,能为民间立庙广为祭祀者鲜见,能为后世王朝屡屡加封乃至官方公祭者更少。杨再思作为飞山文化的代表人物,对促进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靖州长期成为湘黔桂接边民族地区的政治中心创造了必要条件。

2、民族平等和睦的自治理念受到百姓广泛遵崇。杨再思对内实行仁政,坚持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歧视,首开民族区域自治之先河,对外实行积极防御和灵活的“外交”策略,使境内各民族团结和睦,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开创了五代十国诸侯混战中独有的太平盛世,至今仍为人们景仰称颂。西南诸藩多次入侵,均被击溃,后仰慕杨再思威名德治,纷纷归顺。楚王马殷听说杨再思神勇功德,也与之和亲修好。杨再思治地轻瑶薄赋,休养生息,善待各地迁入的流民和当地各民族兄弟,加速民族融合。杨再思在管理上“款”为基本法,实行分封世袭制,命其十子分镇湘、黔、桂边境各地,以吴、石、龙、潘等大姓头领为“僚属峒官”,结束了境内长期的部落纷争,推动了湘黔桂渝鄂边界民族地区,由各自为阵的部落制社会向封建领土制社会迅速过渡。杨再思及其继任者文治武功,保境安民,开创了武陵五溪地区的盛世和谐,受到境内苗、侗、汉、土家、瑶等各民族的广泛尊崇。杨再思去世后三年起,百姓发自内心感恩怀德,各峒、都、寨开始建庙祭祀,名曰“飞山庙”、“飞山宫”。杨再思由我国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少数民族的著名首领,演变成苗、侗、汉等各族民众祭祀的神灵,人称“飞山爷爷”“飞山太公”“飞山公主”,民间盛传祭拜可以避祸消灾保安,可以化旱为雨润物。宋代以后,随着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民众建飞山庙、飞山宫祭祀飞山之神的活动向西南、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广泛传播,堪称独特的民族宗教文化现象。《中国苗族通史》记载:“武陵五溪地区每寨都有飞山庙一座”。《靖州乡土志》也记载:“各寨皆立飞山庙”。鼎盛时期各地建大小飞山庙、宫、祠、殿数千处,遍及湘、黔、桂、川、滇、鄂、渝、粤、闽等省及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杨再思各民族平等和睦的自治理念,为靖州长期成为周边民族地区的政治中心奠定了民众基础。

四、飞山人文精神对靖州及西南民族地区文化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古靖州由未及“王化”的“蛮夷”之地,逐渐发展为有礼乐之盛的文治之邑,主要得益于飞山人文精神的两个方面:一是杨再思及后世继任者开辟王化,宣仁布义,维护了民族团结和国家一统的政治局面,同时积极引进汉民族先进技术和思想文化,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推动了所治之地的社会全面进步。二是南宋名臣魏了翁创办鹤山书院,首开靖州历史上学校教育之先河,成为靖州文教事业的开山鼻祖,为传播中原文化、促进湘黔桂接边地区民族文化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崇文重教之精神一直延续至今。

1、飞山精神推动靖州礼乐之盛。由于古靖州长期是接边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使得这里的苗侗少数民族文化与华夏主流文化碰撞融合,交相辉映;释、道、儒各家文化和谐汇聚,各显神通;古老的农耕文化与中原商道文化相得益彰,共创辉煌。

千百年来,飞山周边地区的苗侗同胞创造了灿烂多姿的文化,目前拥有苗族歌鼟、侗族大歌、苗族四月八姑娘节、苗侗四十八寨歌、侗锦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苗侗芦笙节、侗族琵琶歌、苗绣、雕花蜜饯等一批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腌鱼腌肉、苗侗油茶等舌尖上的中国美食文化。苗侗同胞不仅操本民族语言,还能苗、侗、汉三语互通;他们崇尚礼仪、能歌善舞,每逢节日和喜庆之事,都要以歌相贺、以舞相庆,“饭养身、歌宽心”的传统贯穿在他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服饰、建筑、饮食、婚恋、节庆、宗教、生产劳动、组织管理等习俗都独具魅力,体现了古老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历代文人墨客都喜欢登临飞山,抒发情怀,留下了大量诗词歌赋及书法佳作,在武陵五溪地区有着重要的影响。相传,诗仙李白云游夜郎时,曾在飞山邀友结社,所以飞山又称白社山。飞山的诗词首推边塞诗词,歌咏景色风物的诗篇最多。除诗词外,还有不少游记歌赋,著名的有明代湖广恤刑姚履素的《游飞山记》,州人李仕标的《飞山赋》等。飞山还存有珍贵的碑记墨刻,如明代抗倭名将邓子龙的《登飞山》手迹石碑刻;民国行政院长谭延闿的登飞山题字碑刻;明代靖州参将金章《飞山神祠碑记》;明代国子监倪镇《重修飞山神祠碑记》等。

飞山庙会千年不衰。相传农历六月初六为飞山神的生辰。每逢此日,各地信众幡旗鼓乐,吹吹打打,抬着“飞山太公”神像游行,祈求保佑风调雨顺、消灾驱邪,名曰“抬太公”。有的村寨在这一天杀猪宰羊,集中到飞山庙行礼祭祀,然后载歌载舞、吃会酒一天,如同节日。更多的信众则相约前往靖州飞山大庙行礼祭祀,正式拉开一年一度飞山庙会的序幕。到了六月十八,前来飞山进香游玩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庙会通宵达旦,堪称民族盛会。千百年来,飞山庙会长盛不衰,不用官方组织,纯属民间活动,让参与其中的人们真切感受到了一种精神文化的洗礼。人们似乎在祭拜飞山庙、祭祀飞山神的时候,得到了心灵的寄托,找到了精神的家园。古老而年轻的飞山庙会,既是苗乡侗寨各族民众寻根祈福的宗教法会,又是演绎民族风情的浪漫节会,更是飞山流传千年的旅游盛会。

2、鹤山书院绵延靖州崇文之风。魏了翁是我国南宋时期的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开创了儒家文化的重要分支——鹤山学派。魏了翁曾任宋工部侍郎、礼部尚书,曾于宝庆元年(1225)远谪靖州,在州治之北创办鹤山书院,亲自开门授徒,倡导教化之风,影响深远。

魏了翁,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四川)人,生于南宋淳熙五年(1178)。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授四川剑南节度判官。嘉定九年(1216)入朝任兵部郎中,后升任工部侍郎。魏了翁为官清正廉洁,不为权臣所屈。权臣史弥远为相时,欲网络魏了翁为党羽,被拒。史弥远怀恨在心,借故弹劾魏了翁“欺世盗名”、“朋党谤国”,被朝廷降官三级,于宝庆元年(1225)远谪靖州。

魏了翁来到之后,见靖地处边陲,文化落后,便在州治之北的纯福坡创办了靖州历史上第一座学堂——鹤山书院,亲自开门授徒,倡导教化之风。各地学子仰慕魏了翁才德,不久便学子云集,堪称盛况。据史料记载,当时湖湘江浙子弟,不远千里,负笈前来鹤山书院求学。其时,鹤山书院与岳麓、濂溪(今道县)、石鼓(今衡阳)均以大儒持重,被称为湖湘四大书院,声名远播。

魏了翁在靖州理政治学六年有余,传授史经,教化山民,首开境内文治之风,影响深远。魏在讲学之余,率学生于学院左侧辟芙蓉洲为游息之地。洲内遍植芙蓉,夏秋季节,芙蓉盛开,清风摇曳,香沁心脾,堪称胜景。被后人概括为著名的靖州十景之一——芙蓉别渚。

魏了翁谪居靖州期间,除讲学外,还著书立说,笔耕不辍,著有《九经要义》、《鹤山全集》等著作。现保存在《直隶靖州志》内的有《鹤山书院记》、《观亭记》、《教授题名记》等篇。

绍定四年(1231),魏了翁复职返朝。六年,史弥远死,魏升任礼部尚书,授资政殿大学士。嘉熙元年(1237)魏了翁病逝,享年59岁,朝廷赠太傅衔,谥“文靖”,荣称“魏文靖公”。

魏了翁在靖州创办的鹤山书院,虽历经风雨数百年,但一直沿袭至清末。期间,先后于明嘉靖十一年(1532)、二十七年、隆庆三年(1569),清乾隆十五年(1750)、十八年、四十一年、道光十七年(1837)、光绪元年(1875)8次修建,规模日见宏敞。鹤山书院地势高峻,逐级而上,建阁为门,承接短墙,头门3间,楼上供魁星神像及朱文正公神主,称魁星楼。次二门内左右侧列学舍22间。后楼5间,上供魏文靖公神主及州刺史泽垂、书院长辈直方、魏德畹之神位,下则为山长(书院负责人)居住之所。庖厕毕备,围墙高筑。

靖州鹤山书院有膏火田22处,485丘,年收谷751石5斗5升,基金雄厚。故师有修,生有廪。书院萃一州秀良而甄陶之,历为靖州储才之所。自宋绍兴年间至清末,鹤山书院与先后短期举办的侍郎书院、作新书院、紫阳书院一道为州本部培育出文武进士7人,文武举士74人,贡生455人。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鹤山书院改名为靖州高等小学堂。民国时期为靖州中心国民学校。今为靖州鹤山小学,系本县重点小学,为靖州重点中学的主要生源地。

近二十年来,靖州各界遵鹤山书院之遗风,高度重视鹤山书院文化的研究与传承。湖南靖州、四川蒲江、江苏苏州等地发起成立鹤山文化研究会,开展魏了翁生平学术研究,取得系列成果。

  在历届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靖州教育事业再展昔日雄风,边陲小镇高考连年北大清华不断线,成为周边各县的教育高地。社会各界捐资兴建的靖州文峰塔景区,以尊师重教、崇文尚学为核心理念,吸引各地学子前来立志、研学、旅游,鹤山书院之精神得以不断发扬光大。

   

  作者简介:明敬群,苗族,1968年2月生,湖南靖州人,现任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湖南省苗学会副秘书长,飞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靖州苗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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