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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锹人的流寓迁徙与文化融合

2019-10-20 10:06作者:杨桂兰

摘要:三锹人是生活在湘黔桂边区,以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三锹乡为核心,向周边地域辐射开去的地理上靠近、语言上相近、血统同源、文化同源的边缘族群。20世纪80年代,三锹人为贵州省“23个未识别族称”之一。三锹人懂四种话,即苗话、侗话、酸话、汉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已成为三锹人的惯习,约定俗成。三锹人的民俗和文化与周边的苗族、侗族、汉族迥异。本文从三锹人的演进和流寓迁徙进行阐述,对其族群认同和文化融合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三锹人族群的特殊性。

关键词:三锹人;族群演进;认同;文化融合;靖州

三锹人是湘黔桂接边地带崇山峻岭中一个非常特殊的边缘族群。主要分布在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新厂、平茶、藕团、三锹、大堡子等五个乡镇的锹里地区,以及明清时期从靖州锹里迁徙到贵州黎平、锦屏、天柱,广西三江和本省通道等县的三锹人后裔,百余个村寨。时至今日,靖州三锹人及外迁三锹人后裔约6万余人,他们依然“讲锹话、唱锹歌、崇锹俗”,不因时空场域的变化而改变。

近年来,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界的一些学者和部分民间爱好者,对三锹人的形成以及与其所依附的语言、民歌、习俗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普遍认为三锹人是地理上靠近、语言上相近、文化认同、祖源认同的苗、侗、汉民族的集合体(或称共同体),将三锹人作为一个族群来定义已经形成共识。本文主要通过对三锹人的演进和迁徙进行阐述,从而揭示三锹人族群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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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锹人居住的靖州黄柏古寨(龙本亮/摄)


一、三锹人的演进

通过田野调查,生活于贵州黎平、锦屏、天柱、湖南通道、广西三江等县的三锹人认同靖州的三锹是其祖源地。那么,靖州的三锹人是从哪里迁徙而来,是怎样形成的?对于三锹人族群成员的来源可大致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苗族大迁徙融入的土著人。《逸周书·尝麦篇》载:“昔天之初……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这里说的是苗瑶民族的先民蚩尤的九黎部落当时生活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其东临大海。历史上记载,五千多年前的涿鹿之战以后,九黎部落的各部属,一部分在北方建立了黎国;一部分被俘成了奴隶,融合到了华夏集团当中;大部分经过长途跋涉,举族南迁。经尧、舜、禹三代的不断征伐,一部分被迫迁入湖南西部的崇山峻岭之中,史称“南蛮”“荆蛮”或“五溪蛮”“ 飞山蛮”。因苗族没有文字,多姿多彩的苗族服饰铭载着本民族历经磨难的历史变迁,史学家称之为 “穿在身上的史书”。从三锹人的花苗服饰中不难发现,在花带、围裙上有水纹形、波浪形的织锦和刺绣图案,在银饰上有海贝、盾牌、刀、剑等造型,所有这些都是关于三锹人中的花苗作为水边和海边民族的记忆,以及战争、兵火的记忆,这与历史上的苗族大迁徙相吻合。靖州历史悠久,从县内江东泡里村彭家溪旧石器采集点遗址考证,距今3~5万年的旧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在境内繁衍生息;新厂镇金星村斗篷坡巅的斗篷坡遗址考证,四千年前的“斗篷坡文化”创造了较高文明。清乾隆《直隶靖州志》载:“靖自宋始入版图前,此户口无稽地,皆苗瑶聚处。”可以说靖州的土著人中有部分是苗族大迁徙融入的。

第二类是平蛮后裔的融入。靖州在古唐虞夏商时期为荆州西南要服之地,西周、春秋战国属楚黔中地,秦属黔中郡地,汉为武陵郡镡成县地,三国、西晋亦为武陵郡,东晋至南朝宋、齐为武陵郡舞阳县地,梁至陈为南阳郡龙剽县地,隋为沅陵郡龙剽县地,唐为叙州朗溪县南僚地,五代十国至北宋前期,飞山峒首领杨再思及其十子成为湘黔桂边境地区的领主,史书称为飞山十峒。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杨再思七子杨正岩之子杨通宝向朝廷进贡,被命为诚州刺使。至此,诚州才有朝廷命官,也才正式纳入王朝版籍,崇宁二年(1103)改诚州为靖州。宋王朝建立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在此设官屯兵、布列寨县,因劳役、田赋负担过重,引起了苗侗等各族人民奋起反抗。

北宋哲宗皇帝时期,赵宋武臣龙禹官及其五子奉皇帝之命,率部征伐黔楚地区义军,进行军事维稳活动,平息诚、徽州蛮祸乱,安抚这一带地方民众。据《中西南地区禹官公裔联修族谱序》中记载:北宋时期,荆湖南路安抚招讨使龙禹官及五子宗麻、宗朝、宗灵、宗廷、宗旺,先后率宋军在诚、徽州平蛮之后,就地安家。九百年来,诸公后裔,分居在湖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重庆、云南、北京、上海等七省三市,至今,拥有人口五十万。进入靖州锹里地区的有宗麻、宗廷、宗旺三公的后裔,后来成了三锹人。

第三类是屯垦和移民的融入。明朝初期,朝廷推行“调北征南”“移民就宽乡”的屯垦制度,向西南大量派驻屯军和移民,隶属于广义上西南的湘黔桂接边区域的靖州也迎来了汉人的涌入。特别是作为明初大移民的“江西填湖广”移民运动,使靖州锹里地区的人口大增。“江西填湖广”最早出现于五代,明朝达到高潮。明初,江西移民数量猛增,吉安府泰和县鹅颈大坵(有的称鹅江大坵、鹅公大坵、鹅掌大坵、鹅颈塘、鹅坵等,但应该是同一地名)由于距离适中方便集结,成为江西移民的一处聚集地。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或许淡忘了祖籍,而这一先辈外迁时的聚集地却被大家认可为家乡的标志。在靖州三锹人中的吴姓、潘姓、陆姓等普遍认同其祖源地是江西省吉安府泰和县鹅掌大坵。他们从江西吉安泰和迁徙到天柱清水江下游流域,再从天柱迁徙到靖州锹里地区。据现存于三锹乡黄柏寨立于乾隆五十三年,题款“克昌厥后·地崩墓碑”的石碑载:“我祖籍吉安府,为鹅坵,奔靖州后入洞夷,永乐昆仲破盘之散,一盘上黄潘老,二过芙蓉金殿,三转江东靖州。我祖中黄地崩有老坪之墓焉。作为牛眠之地,修为龙环佳城,故今恐世远年湮,特为立碑注名。”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著的《简明中国移民史》中对“江西填湖广”也有这样的表述:“洪武二十六年(1398)两湖人口470万,大约对半分,其中湖北省人口八成来自江西(南昌诸县为主,还有饶州府、吉安府、九江府的)。湖南省人口,元末明初移民占总人口的39%左右,即105万,其中江西移民占 74%左右,则有 78万(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吉安区域,二成多来自南昌诸县)。”

靖自宋始入版图后,中央王朝统治逐渐深入,汉族和其他民族也陆续进入。正是凭借这个基础,在宋元明数百年激烈的生存博弈,残酷的资源竞争,渐进的文化融合等互动过程中,在靖州锹里地区形成了有族群关系意义上的苗、侗、汉“合居”的民族格局,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各民族“杂居”,由此也就建构了一个新的族群——三锹人。由此可见,三锹人既不是苗族的支系,也不是侗族的支系,是一个独立的特殊族群。三锹人族群在元末明初已基本形成,并且以整个族群的身份和力量参与了族际的互动交往,参与了长达数百年的木商经济,甚至参与了同封建社会政权的抗争。

清光绪《靖州乡土志》载:“苗里,俗名锹里。按地域分布衣着不同,分十五寨、六户、六甲、三排,共计四十小寨。”清光绪《靖州直隶州志》:“州治苗寨二十有四,由一里九寨,地笋寨、地背寨、菜地湾、岩嘴头、地庙寨、黄柏寨、弄冲寨(今凤冲)、万才寨、水冲寨;由二里六寨,小河寨、皂里寨、孔洞寨、排洞寨、官田寨、铜锣寨;寨市里九寨统名曰三锹,滥泥冲(今新街)、塘保寨、高营寨、大溪寨、银万寨、塘龙寨、楠木寨、三江寨(今三江溪)、高坡寨。”这里的“锹里”就是靖州的三锹人生活之区域, 习惯上分为上、中、下三锹,地势较高的为上锹(即寨市里),较低的为下锹(即由二里),中间相连的便是中锹(即由一里)。同时又有山上、山下的说法,在三扒界以上的村寨(上锹)称之为山上,在三扒界以下边的村寨(中锹、下锹)统称为山下。三锹人生活的古锹里地区,位于靖州西部,其北面与湖南会同、贵州天柱接壤,西与贵州锦屏毗邻,西南与贵州黎平交界,南与湖南通道邻接。境内山高谷深,重峦叠嶂,海拔多数在500至850米之间。东北部有九龙山,东南部有陆家坡,中部有天龙山、大山头、三扒界,西南部有玉华山,等等,最高的九龙山103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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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黄柏内古苗寨(陆顺祖/摄)


二、三锹人的流寓迁徙

三锹人族群在锹里地区形成后,随着人口的增多,资源的匮乏,强权的打压,天灾人祸的降临,等等,部分三锹人踏上了流寓迁徙之路。三锹人外迁的原因大致归纳为四种。

其一是资源的匮乏和竞争。三锹人所住的区域都是生产生活条件很差的山区,山寒水冷,光照不足,山多田少,耕作困难,收成较低。再加上人口不断繁衍,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生存需求。为了生存与发展,三锹人便开始了迁徙繁衍之旅,到更远的适宜居住的地方寻求生存空间。

其二是社会的动荡和躲避官军的镇压。如黄柏寨《克昌厥后·地崩墓碑》记载:“永乐昆仲破盘之散,一盘上黄潘老,二过芙蓉金殿,三转江东靖州。”寥寥数语,却隐晦地记述了迁徙的原因。明永乐十一年(1413),相邻的贵州藕洞(今偶里)、婆洞、上下标绞等苗民起义,黄柏寨民也参与其中。明成祖朱棣命都督梁福、太监廖永忠率兵征伐。在锦屏县平略镇大官滩头的河边,有一块镌刻于永乐十二年正月元宵的摩崖石刻,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记载,其内容为:“大明朝命总兵都督梁福,统帅军征剿上下标绞、藕洞一带判寇,于永乐十二年正月十日直冲江滨,苗贼聚众伏驽拒守,天府神兵浮水渡江,大败斯寇,夺其巢穴,就其粮食,虏其妻给军为奴,沩殄微贼无敢闯露,兹当建碑戒尔苗蛮永顺。朝廷俾免后祸剿绝无遗故记。”这次起义,黄柏寨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潘氏家谱记载,为逃命,黄柏寨潘氏先祖连夜向不同的地方出逃。临行前,将鼎罐盖破成四块,一盘留黄柏老寨,二盘迁黎平上黄潘老,三盘到黔阳、安江,四盘转靖州江东,部分远达冷水江、娄底一带。

其三是自然灾害的影响。特别是瘟疫的横行,曾经一度让某些锹寨几乎灭绝,为了延续族群,不得已外迁。

其四是奉朝廷之诏迁徙。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据《四川通志》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于是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对两湖地区实施强制性移民,形成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三锹人也随潮北上,入川定居落业。今四川的乐至县仍有一部分三锹人后裔,其语音仍然保持着靖州锹里酸话的发音体系,这种发音体系被语言学界称之为“靖州腔”。

三锹人外迁从元朝后期就已经存在,但外迁的高峰期为明末至清乾隆100多年的时间。迁徙的路线大致分为三个方向:向北迁至湖北、重庆、四川;往南迁徙至通道县大高坪、锅冲,广西高宇、玉马一带;往西南迁至贵州黎平县、锦屏县交界的清水江下游重要支流乌下江和八洋河流域的崇山峻岭中。据黎平县“三锹人”族属调查工作组于1984年完成的《三锹人族属调查报告》称:“现在黎、锦两县居住的‘三锹人’,分布在三个区,十个乡,二十七个自然村寨。共有一千二百四十三户,六千三百八十六人……其中,黎平县的‘三锹人’居住在尚重区平底乡的岑趸、乌山、俾嗟、眼批、董翁、归斗、归雅、乌勒、平底、乌碰、塘途、高练、俾雅寨和大稼乡的岑努寨。共有十四个自然村寨,五百二十一户,二千四百八十八人……锦屏县‘三锹人’居住平略、启蒙两个区的寨早、文斗、胜利、固本、新明、地茶、启蒙、玉河八个乡。十三个自然村寨,七百三十八户,三千八百九十八人。”由于外迁的三锹人大都以原籍地人口相对集中迁徙落寨,所以在迁入地的小地名有的沿用原籍地名。据初步统计,湘黔边境以“黄柏”“棉花”命名的三锹人寨落有十多个,而他们共同的祖源是靖州锹里黄柏寨和棉花村。

三、三锹人的族群认同

族群认同是族群的身份确认,也就是指成员对自己所属族群的认知和情感依附。众所周知,构成族群有两大元素,一是血统,二是以语文为核心的文化(包括历史、文学、艺术、宗教、风俗、习惯,等等)。因此,族群认同感必须同时含有血统与文化两种成分,这样的族群认同才是完善的、牢固的、持久的、可靠的。

当我们走进三锹人你就不难发现,不管是从锹里地区流寓到贵州黎平、锦屏、天柱、湖南通道、广西三江等地的三锹人,还是在靖州锹里地区居住生活的三锹人,他们有五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祖源认同。贵州黎平、锦屏、天柱、湖南通道、广西三江等地的三锹人一致认同他们是从湖南靖州锹里地区迁徙而来的。一直以来,他们经常到锹里挂青,靖州锹里的三锹人则盛情款待,一代代如此往复。

二是讲锹话。三锹人主要是苗族和侗族,他们除了会讲本民族语言外,都懂四种话,即苗话、侗话、酸话、汉话,苗话是三锹人的通用语言。这是其他民族不具备的,是三锹人族群特有的文化现象。

三是唱锹歌。三锹人聪慧质仁,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通过模仿鸟鸣、蝉唱、流水、林涛等大自然“和声”编成了高低重叠、韵律动听的锹歌。三锹人中的苗族和侗族在演唱锹歌时,他们不用本民族的苗话或侗话,而是用一种独特的方言“酸话”进行演唱。无论是贵州、广西的三锹人,还是湖南的三锹人,走到一起就可以用锹歌对唱,互诉衷肠。锹歌按其旋律和演唱方式可分为童谣歌调、四句歌调、茶歌调、酒歌调、饭歌调、山歌调、担水歌调、书礼歌调和三音歌调等。锹歌的歌词中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与《诗经》异曲同工,具有深厚的文学价值;独特的旋律、声腔、和声音程以及奇妙的合唱方式,是当今音乐创作难得的借鉴和参考之本,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贺绿汀、白诚仁等音乐大师誉它为大山深处的“民歌奇葩”“天籁之音”“原生态多声部民族音乐活化石”。2006年将锹歌命名为“靖州苗族歌鼟”,并于同年成功申报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是行锹礼。三锹人最尊崇的锹礼是古朴而神奇的婚礼习俗。它由对歌相识、请媒提亲、上门相亲、放糖认老、定婚认亲、圆媒过礼、讨要八字、娶亲哭嫁、举办婚礼、转脚回门等10个环节组成,寓意十全十美。“以歌代言”贯穿婚俗始终。在很长一段时期,三锹人是在本族群内通婚,所以对锹礼的固化也起到了强化作用。

五是吃油茶。三锹人的油茶又叫糊米茶,因为茶汤的主要成分是糊米熬制。三锹人用茶不叫“喝茶”,叫“吃茶”,是因为油茶所用的食材种类丰富,除了茶汤和泡茶为基本食材,通常还可以加入苞谷、黄豆、红薯、板栗、糯米粑、糍粑、米饭等主食,生姜、香葱、辣椒等配料。只要有三锹人的地方,你就能吃到酥脆喷香的三锹油茶。既能果腹充饥、品尝美味,又能防治疾病、舒心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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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平归垒古苗寨(陆顺祖/提供)


四、三锹人的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是文化调整的方式之一。多民族文化融合首要条件是民族间具有共同生存空间,即地域空间上的共享属性,生产、生活空间融通性。正因为这“同一”的地域空间存在,使得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成为可能。人类学传播学派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文化不断地在地理范畴内变更,而人类文化史可以归结为文化的移动、接触、冲突和借用的互动结果。其中强调的是“文化在地理空间范畴的互动作用”,也就是说,多民族文化的接触、交流通常是在一个特定的场域空间中进行。

靖州锹里地区是一片美丽而神奇的地方,是一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令人向往的神秘境地。元明之际,随着国家政权的深入,外来人群也以各种方式不断迁入,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他们以生产、居住、通婚等形式,在锹里地区取得了生存权,并逐渐融入。流寓迁徙到外地的三锹人的落寨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替人佣耕或者租赁耕地、山场度日,到以购买的方式渐渐取得土地的拥有权,经过数代人的艰辛耕耘和艰苦奋斗,最终在这些区域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和普遍认同的身份。

无论是在靖州锹里居住的三锹人,还是外迁的三锹人,在接纳外来人员或被外地所接纳的过程中,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和浸染,原来的文化体系随之发生了改变。在融合与交汇的过程中,各种先进的技术、文化都得到了融合与交汇,一些先进的东西得到了很好的引进。三锹人族群的文化融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语言。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一般来说,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同样,三锹人也有自己的语言——三锹话,这种语言不同于苗语、侗语,也不同于汉语,是介于苗语、侗语和汉语之间的语言。三锹话与周边苗语的同源词汇约在30%~40%,与周边侗语的同源词汇约在40%~50%,与汉语的同源词汇约在10%~20%。三锹人居住的各个方言小区中除用母语作为主要交流语言外,大多能用苗、侗、酸话、汉语四种语言交流。而南迁到三省坡周边的锹人后裔则融入当地侗族,使用一种带有北侗语调和词汇的草苗语。

二是推动了锹歌的发展。锹里地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锹歌由产生到发展,主要依靠民间传说、故事、歌谣等口传方式流传,因此,关于锹歌的起源后人难以考证。从《靖州乡土志》对锹歌的记载:“歌肇鸿古,曲变竹枝,咏土风,陈古绩,声绰约,流漫,旷达”,我们可以看出锹歌的起源古老,内容丰富,音乐美妙。但民间也流传:元末明初,枫香田氏把汉族山歌参合了苗语和侗语的成分,创作了初期的锹歌。这些传说虽然无从考证,但其释放出了锹歌融入了汉文化的信息。据三锹乡皂里苗寨《学堂桥亭碑》记载,明朝中后期锹里开办了学堂,随着汉文化教育的兴起,锹里地区开始出现了一批既懂锹歌又识汉字的文人,他们将锹歌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是提升了木构建筑的营造技艺。由于锹里山区平地极少,三锹人建房大多借助山区地形特点,建造成底层悬空的穿斗式结构的吊脚楼。但在保存完整的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林源寨门,石质材料运用于台明、石阶、门枋及围砌石墙,在我国苗侗地区实属罕见。寨门木楼重檐壮观,梁柱高大粗犷,抬梁与穿斗式梁架结体,梁枋雕卷草花样,瓜柱均饰菊花、向日葵等图案托垫,以及大形平盘斗、角背、象鼻形榫卯等构件的运用,均有明代官式建筑的遗风。它的建筑形式和建筑工艺,充分体现了汉族、苗族、侗族的建筑文化。它将苗族干栏式建筑不断发扬光大,积极吸收侗族鼓楼、凉亭,汉族庭院、寺庙的建筑特点,创造了集汉、苗、侗建筑文化为一体的锹里建筑艺术。

四是促进了生产技术的运用推广。北宋时期,“天威得胜扫峒一王”龙宗麻袭父龙禹官之职,继续在黔湘平蛮的几年里,他带领自己的部队和蛮民一道发展农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得到峒人爱戴。同时,龙宗麻大力组织推广农业技术,将从江浙等地引进的水车灌溉技术应用到峒人生产当中,后来这项灌溉技术推广到了锹里地区,取得了很好的实效。

结语

三锹人族群在特定的生活场域和生存空间中,族群文化自身生存同外界、“他者”文化接触交流,形成了“冲突——碰撞”或“磨合——整生”的文化发展模式,建构了从自我认同到社会认同的族群。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将三锹人划归苗族或侗族,但其固有的文化特性依然保持。长期以来,三锹人对整个靖州西部,对湘黔桂边界区域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三锹人历史文化的研究,希望得到各级政府、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社会精英、地方贤达和学术界的重视,通过深入研究和重点扶持,有效促进锹里地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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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桂兰,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正县级干部,湖南省苗学会常务理事,县苗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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