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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着意化为桥

2019-10-18 16:54作者:杨云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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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江镇人民桥(陆顺祖/摄)


一、民族文化中的桥

小时候我喜欢爬树。每爬到小树上,抱着小树枝摇晃,就唱娘教的儿歌:摇呀摇,摇过杉木桥。杉木桥,上花桥,担担白米过花桥。花苗妹子爱我白米好,我爱花苗妹子的花枕头。

娘是贵州过来的,苗族,又跟随爹到靖州大堡子苗乡种田,生活过十年。所以,娘能教我这样的儿歌。当然,我太小,不懂儿歌的意思,只是机械地重复。但心里也多少有些疑问,杉木桥在哪里?有什么子花桥和花苗?花苗妹子为什么爱我的白米好?花苗妹子的花枕头怎样地好?

后来渐渐长大,读了一些书,我对这儿歌有了一些认识和质疑。

在我们怀化市南部的通道县确实有一个杉木桥乡。它与靖州县的寨牙乡交界,今包茂高速公路从这里过境。我怀疑娘是否到过这里,但敢肯定靖州大堡子苗乡有人到过这里。杉木通直,老杉木耐腐。渠水河流域的杉木,即使表壳腐朽,其内芯仍然保持着坚韧的特质。所以乡间多用杉木架桥。杉木桥乡的桥是众多乡间桥梁的代表。

花桥就是讲那造型极具特色的风雨桥吧,或许是通道十大绝景之一的“天生鹊桥”。

什么叫花苗?花苗是苗族的一个分支。清朝统治者视苗族有生苗、熟苗之分。所谓生苗,是性恶不可教化的那一部分;所谓熟苗,是渐驯而归化的这一部分。且认为通道之苗民是熟苗。据了解,在通道县,花苗主要分布在县溪镇、大高坪乡、播阳镇等地。为什么叫花苗?也许是因为当地苗民色彩斑斓的服饰而得名。所以,花苗姑娘绣出的枕头也只能用“色彩斑斓”来形容了。

关于花苗服饰又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位老教师身上长了疱疹,翻阅有关医药书籍,得知要用扣子草来医治。但他的医药书上没有扣子草的实物图,所以一直认准现代赛璐珞纽扣的形象去猜测这药物叶子的形状,硬是不明白什么是扣子草。因为我1965年参加高考时,在靖县考场看见过来自通道县的应考女生,衣服上的纽扣是沙梨子一样球状的银扣,我就建议这位老教师依据药不离象的原理,要从银扣子的形象去考虑。后来他果然在另外的书籍上认识了结着银扣子一样果实的扣子草。

《说文》里解释,苗,草生于田。有文化人认为,三苗是我国古代最早培植水稻的先民之一,“苗”的族称与栽培水稻的历史有关。那么,苗民有水稻,有白米,怎么可以讲“花苗妹子爱我白米好”呢?可能是花苗妹子看见“我”一担一担的白米,猜度“我”是一个会种水稻的汉子吧。


二、文化教育中的桥

其实,在古代统治者对侗和苗都贴一个标签,什么彝、僚、仡佬、蛮、苗等等,侗族是后来才从苗族中分划出来的。所以,侗和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光绪元年修的《靖州直隶州志》有一篇《湖广学使潘宗洛请准苗童以民籍应试疏》。作为湖广学使的潘宗洛,自康熙四十三年正月至十月,遍历湖南衡、郴、永、宝、靖、辰各州,行考试之公干,发现靖州通道县,分编五里一汉四苗,各输租赋,而应试者只有汉民一里。又发现湖南新化、安化两县,在宋时号为梅山,尚系生苗巢穴,中进士、举人者每不乏人。潘宗洛觉得,通道之苗何其不幸,可为怜悯者,应许以民籍应试,汉里生员童生不得阻抑,其取额不必加增,其卷面不使分别。因此,他于康熙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以条陈文教事宜,向朝廷上疏,报告请示,要求准许苗族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

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朝廷批复了潘宗洛的报告,“应如所请……奉旨依议。

乾隆五十七年,通道人民在县溪镇罗蒙山下恢复了毁于火灾的罗蒙书院,更名为“恭城书院”。恭城书院是至今我国保存完好的侗族古书院。

之后,通道就有了乾隆壬申科进士一人,恩贡、拔贡、副贡、岁贡“每不乏其人”,通道的读书人就有了外出做知县、教谕、训导、漕运等“当差”的机会。可以认为,是潘宗洛为通道读书人架通了连接仕途的桥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通道侗族自治县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各行各业不同的岗位上施展才华,为祖国腾飞,为民族崛起,谱写着绚丽多彩的篇章。例如:

林河先生,原名李鸣高,是我国著名人类文化学家、民俗专家、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潘爱华,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杰出的生物技术科学家,中国最大的生物工程集团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公司董事长。

杨进铨,中央民族大学附中教师。

侗锦传承人粟田梅、吴念姬等。

芦笙传承人杨枝光、石喜富等。

琵琶歌传承人吴永春、石志运等。

侗戏传承人吴尚德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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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溪镇浮桥(陆顺祖/摄)


三、发展交通中的渡改桥

相关资料显示,通道县的河流和其他地方一样存在着不安全因素,一遇洪水,交通即被阻断,人民的生产生活深受威胁,隔岸兴叹,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如地阳坪村1000多村民都居住在G209线对岸,而90%的耕地和山林却在国道线一边,生产和生活物资,全靠一只1吨多的人力渡船来渡运,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1983年8月发生特大洪水,一个星期不能摆渡,眼睁睁地看着已成熟的稻谷倒在田里霉烂发芽,造成了粮食严重减产;临口镇五一村渡口也与地阳坪一样,且该村小学设在对岸,学生上学都要家长接送,不仅费时费事,而且时刻威胁着学生和过往行人的生命安全。一水相隔,如在天涯。

人民群众对交通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迫切希望将渡口改建成永久性桥梁,在积极主动集资的基础上,要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补助资金的报告不断上报。然而国家财力有限,县里财政困难,不可能同时安排资金修建所有桥梁,只能鼓励群众积极集资以不断改善交通条件。人民群众发扬自力更生,勤俭办实事的精神,以主人翁态度,充分挖掘和发挥自己的优势,如集体山林和旧屋架出卖所得,也动用村里公有资金。加上经研究决定的人平捐款及募捐等,多渠道多途径集资修桥。古有投鞭断流之狂言,但众志成城却不是瞎话。

侗苗人民历来有做好事、行善积德办公益事业的传统美德,乡间有句谚语:“求神拜佛一世,不如铺路修桥一尺。”群众历来就有积极主动捐款、捐物、献工、献料,集体义务修建鼓楼、凉亭、石板路、风雨桥的传统美德。村里集资修桥,群众更是积极响应。他们的具体办法是:首先是村组干部和村里有名望的老人出面,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号召群众下定决心修桥。根据交通部门工程技术人员的建桥预算和上级可能给予的补助资金,讨论研究自筹资金的具体方案。自筹资金的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集体的公有资金,二是按村组人头分摊,但以自愿接受为原则,一般20~50元;三是德高望重者到邻村、邻乡、邻县的村寨去募捐,一般是循着亲缘关系或常经此处过往的村组,数额一般在5~10元,最高的达500多元;其次是建桥资金基本落实后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请交通部门工程技术人员监督施工质量。每当桥梁竣工交付使用前,都要经交通和有关部门验收。除一些小桥外都举行隆重庆典活动,庆典所费钱物也由村组集体筹集,按民族风俗,由各家各户出粮、出菜、出酒。人民群众一旦发动起来,确实是人心齐泰山移。

有人作诗赞美这种义举:“侗苗自古河边住,昔日相望难相聚。如今大桥似彩虹,山区天堑变通衢。”

群众热情高涨,领导高度重视,渡改桥工程有序推进。

上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该县改渡为桥工作在全县逐渐形成高潮。

1985年,地处该县县溪、双江两镇的杆子桥、塘冲桥先后建成撤渡以后,在通道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此后,村民群众有的卖猪、羊,有的卖耕牛,有的卖出自留山的林木,还有的年逾花甲的老人在风烛残年中,为了给子孙后代多积功德,也积极为建桥捐助资金,甚至有的卖了为自己身后准备的棺木,和盘托出为改渡建桥捐资。为了充分发挥和支持群众的集资积极性,并使群众捐献的财物都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推动建桥工程的顺利进行,一旦决心下定,村里即成立由村级干部和少数德高望重的老年人组成的修桥委员会,负责建桥资金的筹集和开支管理、联系工程技术人员和材料采购、处理施工后出现的思想波动和未料到的问题,并配合工程技术人员对工程质量监督。村干部们把改渡为桥当作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分工负责,精打细算,不辞劳苦,不计报酬,甘于奉献。每当桥梁建成交付使用后,他们就感到功在当代利惠千秋,特别自豪。

与此同时,该县在集资修桥过程中,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及有关部门领导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凡属发扬自力更生、自筹资金改渡为桥的,县里尽可能在木材砍伐和出口指标及现金补助等方面提供优先。尽管财政困难,都要为每座桥补助适当的资金,县里领导有的还亲自参与组织指挥建桥工作。

政协副主席姚荣义对大部分桥梁都参加了现场勘察和施工指导,同时还为一些桥上建民族风格的凉亭亲自设计和指导施工。

县里四大家领导经常利用下乡工作之机,挤出时间到建桥工地检查工程质量,询问建桥情况及解决有关问题。

1987年11月,县长杨正杰带领的工作组到青芜洲乡检查农业生产,专程赶到地朗坪大桥工地视察,了解到工地水泥和钢筋紧缺,当即与计委主任拍板同意解决20吨水泥和一吨平价钢材指标。

县委书记张进成和常务副县长彭友文在临口镇检查工作时,了解到五一村建桥尚缺1.5万元资金而影响工程进度以后,及时进行研究,不到三天就答复给该村补助1万元和10吨平价水泥指标。

另外,他们还在多年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强调和具体布置县属有关单位,为改善农村交通条件,确保水上交通安全,都要做到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技术义务提供技术,要把对乡镇村扶贫工作与办交通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

县交通局的领导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基本上做到有求必应,主管交通安全的局领导亲自为改渡建桥精心指导安全施工,经常加班加点,任劳任怨,有的甚至节假日不休息,亲临施工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和质量安全监督,从而保障了该县渡改桥工程的安全质量,实现了改造一处,成功一处,群众满意一处,桥梁建造一座,群众受益一座的优良佳绩。

通道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启动渡改桥工程以来,至2010年的二十多年间,共投入经费5600万元,其中县、乡镇政府及有关部门补助2240万元,村民自筹1760万元,募捐集资1600万元,共实施工程112处,桥梁总长8960延米,全县原有的渡口绝大部分均改渡为桥。

实践证明,改渡为桥,不仅解决了人们过渡难、不方便、不安全的困扰和隐患,更重要的是为山区开放开发,振兴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全市发展交通树立了榜样,成为了典型。通道县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渡改桥的创举,必将载入史册。

2007年11月,笔者去看望在通道县图书馆退休的一位老同学时,是乘坐私家车走209国道去的,过的大桥不多,过的小桥多;乘船过渡的麻烦没有,沿河的路段多。

2015年8月,笔者随同会同作协团队赴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文联举办的“文学与地域”研讨会,乘着出租车,经过包茂高速公路怀(化)——通(道)段。尤其是通道境内,几乎是一条直线,省时省油省干扰,用古人郦道元讲的“乘奔御风”来描述已经远远不够。小车行驶在云贵高原东缘向南岭山脉过渡地带,高架桥把条条深涧踩在脚下,把飞车托在云端。隧洞把座座青山串珠宝一样穿在一条线上,座座青山不过是千里长桥的桥墩。如果把小车比作小船,把沿途青山比作水波,就真是李白所写“轻舟已过万重山”。


作者简介:

杨云浩,男,侗族,1945年7月生,怀化市会同县炮团侗族苗族乡官舟寨人。现为退休教师,怀化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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