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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趸村九组:边缘族群 三锹人都市生存的人类学考察

2019-05-20 16:43作者:余达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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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趸村景(潘建康/摄)


要:三锹人是生活于黎平这个以侗族、苗族、汉族为主体的多族群区域中的边缘族群。岑趸是黎平境域最大的三锹人聚居村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黎平城谋生的岑趸人逐渐增多,2011 年成立了在黎岑趸人组织———岑趸村九组。城市是体现出巨大模糊性的现代性生存空间,岑趸村九组是边缘族群三锹人在同质化与异质化并存交织的都市中创造的一个虚拟社区聚落,体现着从乡村生活移植过来的文化上的延续性,是他们试图在陌生的城市中建构存在意义和获得归属的一种文化策略,是他们的一种文化生存方式。三锹人通过成立岑趸村九组,保持了他们的地域性,维护了他们的族群性,划出了作为三锹人自己的有形也无形的族群边界。

关键词:三锹人;岑趸村九组;都市生存;虚拟社区聚落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具有创造力的以群居方式生活的物种,乡村是人类创造的最早的聚落形态,乡村的出现,人类第一次在自然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活动空间,划出了与自然的界线。而随后由乡村发展起来的城市,则将人类带向了一个更高的文明的境界。《说文解字》:“城,所以盛民也。根据许慎的解释,城是大的人群聚落形式;当聚居的人群增多,而且社会的分工也达到相当的程度的时候,,即交易也就应运而生了。与乡村比较起来,是一种功能相对完备的聚落形式,是一种进步的形式。也正因为城在人类聚落上的进步性,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划定人类文明的标准时,往往将城市的出现作为一个重要标志。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著名著作 《全球通史》 中说:“人类学者指出了将文明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别开来的文明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利,纳贡和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1]105- 106 城市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宏伟的文化工程,是人类创造的体量无比庞大的聚落空间。城市的庞大的体量和生活其中的生态人群的多样性、多元化、科层化,应该有更多的人类学者投入到对生活于城市的生态人群的关注与研究中。缺乏对生活于都市的生态人群进行考察与研究的人类学,必然是不完全的、有缺憾的人类学。而对于那些因为各种原因、途径、方式而主动或者被动生活于都市中的边缘人群,更应该得到人类学者的关注———对他们的研究,或许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给予我们学术上和文化上、实践上的许多启示,也可以更好地表达我们有温度的人文关怀。


一、边缘族群三锹人与岑趸村和岑趸村九组

三锹人(又写作三撬或三鍫)是居住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锦屏县交界区域的一个独特族群,是 20 世纪 80 年代贵州省认定的 23 个待识别少数民族之一,承认其作为待识别族群的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三锹人是在清代初中期由湖南靖州锹里地区迁徙而来的———锹里地区分为上锹、中锹、下锹三锹,明清时期,将生活于锹里地区的人,称为三锹人。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强力推进,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领导小组取消了三锹人待识别民族身份待遇,将之认定为苗族,少数三锹人根据自己意愿认定为侗族。黎平县三锹人主要分布在大稼乡、平寨乡,计有 14 个自然村寨,2 400 余人;锦屏县三锹人主要分布在启蒙、平略、固本、河口等乡镇,计有 13 个自然村寨,3 800 余人。三锹人主要居住在清水江支流乌下江八洋河流域崇山峻岭深处,与汉族、苗族、侗族杂居,大部分三锹人独立立村建寨居住,少部分三锹人与汉族、苗族、侗族同村共寨居住,三锹人村落相距都在 7—8 公里以远,甚至近百公里,交通非常不便。长期以来,与之一起生活居住的汉族、苗族、侗族一直将三撬人作为一个独立族群看待。在三锹人居住区域,汉、苗、侗、三锹是分得很清楚的族群概念,个人对于自己的族群身份也非常明确。即便三锹人被认定为苗族 (侗族) 后,三锹人在族源、文化、语言、习俗、婚姻等诸多方面,仍然维护着对于三锹的认同,周边与之一起生活的汉、苗、侗族群,也依然一如故往地称之为三锹,作为一个独立族群对待。在黎平、锦屏这个以侗族、苗族、汉族为主体的多族群区域,无论从人数上,还是从居住地区上,还是从生存状态上,三锹人都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属于边缘族群。

岑趸是黎平境域最大的三锹人聚居村寨。出生岑趸的三锹文化人潘健康为家乡写过一篇《岑趸,燕子窝里的古锹寨》的随笔,对岑趸进行描述:“岑趸,原名岑抵、岑堆,后以鍫语取谐音为岑趸。位于大稼乡东部,距乡政府驻地 10 公里。座落于青山界支脉延绵半坡的低山丘陵中,海拔 940 米。岑趸在明清两朝隶属古州司管辖,民国时期属高东乡第三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 年设大稼乡第三村,1957 年设岑趸工区,1959 年设平绍公社,1981 9 月,改称岑趸大队,1984 5 月,改称岑趸村,属贵州省黎平县大稼乡所辖。全村辖 1 个自然寨,8 个村民小组,240 户,1 017 人,均为三锹人 (原称鍫族,后纳入苗族)。”“从乡政府所在地大稼沿大 (稼) -平 (底) 公路出发,约半个小时后便进入岑趸村界,这是一条修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通村公路,现已完成了水泥硬化改造。来到寨边,坡塝上一道连天的梯级吊脚楼群映入眼帘,这是从寨中迁出的村民回归新建的民居群落,依斜坡拾级而上,有居高临下之感。每遇客人入寨,居家的女人、小孩都会凭窗招呼、问候容留,这是三鍫人的好客之俗。岑趸人管这里叫洋罗,意即老寨 (宅),是先期来到岑趸的先民驻足的宅地,后因家养的鸡鸭出圈后长期不思归窝,先民遂随鸡鸣声往寻,但见距洋罗数百米处有一山环水绕之所,四周山林环绕,中两汪青池,波光粼粼,家禽在此啄食嬉戏而乐不思归。议之:此处山水相合,乃风水吉地、阳居明堂也。遂迁入开发、定居成寨。因这山环水绕之所犹如一个深藏于半坡中的燕窝,人们便把这个地方叫燕子窝’”[2]183- 185。岑趸全村分为吴、潘二姓,均是清初期和中期从靖州三锹地区迁徙而来的,是正宗的三锹人。几百年来,岑趸人一直维系对于三锹的自觉认同。改革开放以前,岑趸人的婚姻一般都在吴潘二姓间或者周边三锹人村落间选择,很少与其他族群结成婚姻关系,故较好地保持了三锹人村落的纯正性[3]。正是岑趸人自觉的族群认同意识和族群内、村寨内的婚配关系,使得岑趸人无论是对外或者是向内,都形成一个团结有序、整饬和谐的群体。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岑趸人外出工作、学习的人很少,均在本村务农,很少与外面交流交往,即使有所交流交往,也局限在周边三锹人村寨间。七十年代之后,情况有所改变,开始有岑趸三锹人到乡镇工作。尤其是 1971 年设立岑趸完全小学后,小学毕业后再读初中、高中的人逐渐增多,这些人中,很多人又进一步有深造或者就业工作的机会,成为第一批离开岑趸本土的人。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后,通过升学考试而离开本土的岑趸人有 60 余人,主要以从事中小学教育为主体。潘健康就是第一个考取本科院校的岑趸人。他 1984 年从贵阳师范学院毕业后,在黎平一中任教多年,后任黎平县教育局副局长、德顺乡党委书记,黎平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县人大教科文委主任,是岑趸村知名的文化人。20 世纪 80 年代初实行联产责任制后,农民从集体生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有部分岑趸人走出村寨,凭借体力或者手艺在尚重、孟彦、大稼等集镇谋生,甚至还有人进了黎平城。进入 90 年代,遍及全国的打工潮影响到岑趸,中青年人纷纷外出打工,留守在村寨的,主要是老年人、儿童和不能离开的妇女。岑趸支书吴汉生说,近二十年来,打工的岑趸人遍布全国各地,除了西藏,每个省都有在打工的岑趸人。部分打工的岑趸人在有了初步资金积累后,选择回黎平发展,在县城做力所能及的事,比如从事生猪屠宰买卖、开小饭馆、蔬菜贩运、建筑装修等。进入 2000 年后,通过各种方式到黎平城安家立户的岑趸人逐渐增多,形成一个小群体,为在岑趸本土之外再成立一个村民小组创造了条件。

岑趸村九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岑趸是由一个独立的自然村组建成的行政村,共分为八个村民小组,全村吴潘二姓 1017 人分属于八个村民小组中。在黎平城的岑趸人群体,其身份归属和情感认同都是岑趸,因此将在黎平成立的岑趸人群体趣称为岑趸村九组———2014 年,岑趸村新建村委会落成,住黎平岑趸人送了一块庆贺的牌匾,其落款即为岑趸村九组。

岑趸村九组 2011 年成立,由在黎平定居安家的岑趸人潘贵生、潘远来、吴汉模、潘健康、潘远银五人发起。

在他们提供给我的一份岑趸村住黎平村民小组花名册的序中表述道:

岑趸人素有勤劳朴实、艰苦创业、互相帮助、团结友爱之光荣传统,岑趸村是养育我们成长的故土,家乡是美好的,我们都生活在家乡这片热土上,朝夕相处,情同手足,亲如一家。

日月流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贯彻深入及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几十年来,我们岑趸村先后有几十户人家离村进城就业、创业,住黎岑趸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由于居住分散,各自忙于自己的事业及行业,互相联系较少。为了加强本村人在黎平的联系,增进互相间的感情,经大家多次倡议,2011 8 2 日,潘贵生、潘远来、吴汉模、潘健康、潘远银五人在潘贵生家商量,议定于 20118 6 日到潘远来家举办住黎岑趸人聚会,并商定成立岑趸村住黎平村民小组。

本村民组的宗旨是:互相信任,互相学习,团结互助,维护权益,主持正义、携手同行,共同发展。

2011 年成立至今,岑趸村九组已经到了第三届,由最初的 25 户人家发展到 35 户人家。我对他们进行采访的时候表示,还有几户人家已经表达了要加入的意愿,小组规模要达到 40 户。岑趸村九组是由在黎平的岑趸人自发、自愿结成的,加入的条件有三个:一是必须是岑趸村人,二是以家庭为单位,三是必须在黎平定居。他们初步统计,在黎平生活的岑趸人家有近 60 户,定居下来的有 40 多户,有 10 余户还没有定居下来。在黎平定居下来的岑趸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有正式工作单位,领固定工资,在行政和事业单位上班的人群;二类是在黎平从事小商小贩等商业贸易活动的人群;三类是从事建筑、家装、杂工、环卫等劳动的人群。岑趸村九组 35 户中,第一类有 13 户,第二类有 8 户,第三类有 14户,总计人口 170 余人,以男性为户主,嫁出去的岑趸女性没有加入。但他们表示,下一步如果嫁出去的岑趸姑娘愿意加入进来,也愿意接收。

经过七八年时间,岑趸村九组已经成为一个整饬有序的住黎岑趸人村民小组,并专门制定了一套可执行的他们称之为责任与义务的规章制度。

一、为加强岑趸村在黎平住户的凝聚力,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实现互相信任,互相学习,团结互助,维护权益,主持正义、携手同行,共同发展。的目标,为住黎平村民婚丧嫁娶的操办以及处理各种应急事务提供方便,特成立岑趸村住黎平村民小组。本届是第三届,本次聚会共推行出村民小组负责人 6 人,组长潘远来,副组长吴汉模 (兼会计),出纳潘贵生、文秘吴才贵,成员潘健康、潘成根。每届任期三年,届满重选。

二、凡参加本村民小组的成员都是在黎平定居户。并自觉自愿加入本村民小组,每逢聚会年份,每户每次向村民小组交聚餐费 200 元,原则上每年聚会聚餐一次,特殊情况另行安排。

三、本村民小组成立后,各户要服从组长的安排,凡有红白喜事要及时通知组长,以便组长通知大家集中。各户主接到通知后应及时到场帮忙,礼金每户以 100 元为底线。每堂事补助联络员话费 50元,由小组餐费中列支。父母在岑趸或其它地方过世的,由组长通知并派员前往吊唁。

四、以村组织通知必须参加事项

1. 白事限户主的父母及夫妻,村集体送礼:花圈一个,礼炮、礼金、香纸等定额为 300 元左右。

2. 红喜事包括结婚、嫁女、乔迁、满月酒。

3. 新参加村组织的户主,必须一次性先交 100元组织基金。

4. 所有村民各户主,红白喜事接到通知后,当天必须及时到场帮忙办事,如接到通知无故主不参加达两次者,作为自动脱离村组织处理。

5. 全体组员要和谐相处,以诚相待,不断加强个人素养修养,互相鼓励,互相进步。要教育家庭成员不能惹是生非,看好自家门,管好自家人,做到遵纪守法。

6. 全体组民要为岑趸老家的繁荣富强出谋献策,互通信息,保持与老家及村民委的联系,遇村里重大活动由组长安排派员参加。

从岑趸村九组成立至今,基本上是按照其规章中确定的责任与义务进行运作的,所有人家都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与积极性,都主动参与到集体事务中。大家普遍感觉到,在黎岑趸村九组,就像在岑趸时在一个房族中样,让大家有一种依靠。岑趸由于村寨大,人口多,大家有红白喜事,一般不是全寨人参与,而以房族为单位,同一房族的人必须参与,不属于同一房族的人家,则根据亲疏远近自己决定是否参与。房族是岑趸社会结构中一个最重要的单位,任何一个家庭,都必须认同或者归属于一个房族中。岑趸村九组的几个发起人向我表述为什么成立在黎岑趸人村民小组,就是要将在黎岑趸人围拢起来,让大家像一个房族一样团结互助。


二、边缘族群三锹人的都市生存

黎平县位于黔湘桂交界,是贵州东南部的一个人口大县,全县国土面积 4 441 平方公里,辖 25 个乡镇 (街道),403 个行政村、21 个居委会,总人口56 万,居住侗、苗、汉、瑶、壮、水等 13 个民族,其中侗族人口 40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71%,是全国侗族人口第一县,是全州人口大县。县城建成区面积 12 平方公里,城市人口 12 万人,建有支线机场黎平机场,贵广高铁从黎平县境西南穿过,距县城 30 公里,有三黎高速公路、黎洛高速公路可通向州府凯里、省城贵阳及广西桂林、柳州等,通向湖南的黎靖高速公路在建设中。黎平城是黎平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黔湘桂三省边区的中心城市。

岑趸村九组中的所有成员,都是在 20 世纪 70年代后期进黎平城定居的。之前,三锹人外出的很少,即便有参加工作的,大多也是自己在外工作,家属则仍在家务农,退休后就回到原村。我到锦屏中仰、美蒙、九佑等三锹人村落调研,其情况与岑趸相似。1995 年前,在黎平城的岑趸人,都是因为参加工作才在黎平落户的。1995 年后,开始有岑趸人通过各种方式进城谋生,主要从事屠宰、水果贩运、蔬菜买卖和建筑小工等资金和技术都要求不高的行业,开始是一个人来,有了头绪后,再将家人接来一起做,基本上都是在城郊租住价格较便宜的民房。但由于岑趸人进城的时间和方式不一样,所从事的职业也不尽相同,并没有在黎平城形成相对集中的岑趸人聚居区,而是分散于黎平城的各个角落。经过几年的打拼努力,有的人家有一定的积累,可以在黎平城安家立业了,也会由此带动房族中的其他人进城谋生。进入 2000 年,随着社会开放度的不断扩大,人们观念的不断改变,谋生方式的日益多样化,进城谋生人群日益增多,在黎平城的岑趸人终于成为一个有一定数量的人群体。但对在黎岑趸人的深入调研发现,总体来看,其生存还主要停留在低层次的求温饱阶段,从事的也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即便有从事商业贸易的,也都是小商小贩,也是靠体力谋生,比如将东城的蔬菜、水果倒腾到西城去卖,比拼的主要还是体力;那些开有店面经营饮食的,也基本上都是日夜经营的快餐、早餐店面,也主要是通过比拼体力来赚钱。岑趸村九组的 35 户人家中,经济状况相对好的,基本还是几户在行政事业单位上班的家庭,他们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和一定的社会资源———在中西部地区,人们普遍认为收入状况相对较好的还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整体上属于社会中的中产阶层。岑趸村九组发起人潘远来,在岑趸住黎平人中,被看成是其中的成功人士,但如果将之放到整个社会环境中,其实也很平常。他 1963 年出生,曾在岑趸村里任过副村长,后到政府上班成为公家人,但因为计划生育超生被开除,就在尚重片区周边乡镇做小贩,卖水果、卖肉,1999 年进黎平城,也是在农贸市场卖肉,后又让老婆跟着来,在市场卖水果。那时黎平还没有实行商品房,地价不贵,他用积蓄向城郊的菜农买了地,将乡下的木房子拆了来黎平重建,是岑趸第一家在黎平建房的人,建了房子后,整个家就搬到黎平城来了。他进城后,带动了几个房族兄弟跟着进城来谋生。现在他也仍然在市场卖肉,两个孩子一个在黎平做小包工头,一个在黔东南州府凯里开一个汽车修理店,已经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更主要的是他早先建起的房子面临开发,开发商已经开价 150 万元,他还不同意拆迁。除在黎平工作的岑趸人外,岑趸在黎平的人家,大部分都像潘远来样的方式进城,也是一样的谋生方式,但由于进城晚,黎平城进入全面开发阶段,地价、房价都飞速上涨,想在城内自建房就很困难了。但许多人还是通过各种方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或者在城郊购地自建房,或者购买二手房。岑趸村九组35 户中,有工作的 13 户早就有了住房,其余 22 户也通过各种方式大部分都有了自己的住房,但他们同时都还保留在岑趸的住房,年迈的父母仍在老家居住,或者兄弟姊妹还在岑趸居住,他们无论在身份上还是在观念意识里,都认为自己还是岑趸人。或者可以这样表达,岑趸村九组 35 户,属于岑趸住黎平近 60 户人群中生活状况相对较好的人群体。

黎平在明初洪武年间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统治,一直为中央王朝的府治之地,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黎平设府至今超过 600 年历史了,但黎平一直保持了少数民族人口占主体的格局,除县城及县城周边外,黎平一直是侗族苗族聚居地,就是黎平城区,原来叫莪快,是侗语五开的音译,即有五个山脑的地方。600 年来,在黎平城、汉族、侗族、苗族等杂居错处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但黎平城从来没有形成固定的侗族聚居区域或者苗族聚居区域,人数更少的三锹人更是不会形成聚居区域。我曾经在一本随笔式的人类学著作中,对黎平城的这种文化现象进行过描述:“几百年来,黎平一直是府治之地,是贵州东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很早的时候,黎平就已经形成各民族聚居又杂居的现实了,文化涵化就已经在进行着了。我们只要一踏上黎平的土地,就可以感到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走在黎平的大街上,迎面而来的是几个侗家女,而担着柴担赶过去的,则是苗家后生,再看过去,在对面的街上,有几个瑶族男子正在出售他们用竹编织的饭篓。初来乍到的人,或许还有些诧异,感到不好理解,但黎平人对这一切却司空见惯,仿佛从来就是如此的,是几千年来一道不变的景。”[4]3- 4 在习惯上,黎平人一般用所来自的片区来划分人群,而不是以族群来划分人群,来自大稼、尚重、平寨、德化等乡镇的,称为尚重片区,大家天然存在一种亲近感,而对于是侗族身份或者苗族身份则不一定很在意。三锹人都是来自尚重片区,自然也有这样的地域认同,但在他们的情感深处,更认同的还是三锹人的身份,相对于同样生活于黎平城的尚重片区的其他侗族、苗族而言,三锹人间的联系就更紧密。一般而言,来自尚重片区的人在黎平城区间的交往,除了同村寨、同房族而有特别的关系外,片区间的交往很多时候不太在意族群身份,大家更认同的是共同的地域,而三锹人则在认同地域的同时,更认同族群身份。因此,在黎平城的三锹人间交往就比较密切,同一村寨的三锹人,在远离本土的黎平城,就更是当作兄弟家人对待了。这其实是三锹人建立岑趸村九组的根本。通过对潘健康的采访知道,对于在黎平的三锹人,他几乎都能列数出来。在没有成立岑趸村九组前,在黎平城的岑趸人间的交往一直是比较频繁的,而成立岑趸村九组后,这种交往就更具有一种仪式性意义,在凝聚三锹人族群认同上,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周大鸣在 《族群与文化论———都市人类学研究》 中说:“都市民族性,对族群构成和边界维持很重要,这个过程的一般模式如下:来自不同地域、地区、部落甚至不同国家的人民迁移到都市中心,他们开始时的社会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共同的原文化。一旦他们有了足够的人数,就会从城市中其他群体中分裂出来形成另一群体,这或者因为城市机会结构的本质,或者是为了抵制其他群体的歧视,或者限于合适的经济机会。”[5]22 在黎平城这个特定的多族群聚居的都市环境中,作为非黎平城的来自尚重片区的三锹人,他们可以与尚重片区的侗族苗族共享共同的原文化,认同于这个大的群体,以此获得某种归属感,并与其他片区人群相区别,但一旦他们有了足够的人数,他们显然更愿意结成身份更强烈而明晰的人群体,这是他们作为一支少数族群、边缘族群在都市中的一种生存策略:既可能通过这种群体进一步强化他们的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增强族群的凝聚力;同时,也是对都市异质化与同质化交织的环境进行有效抵制的一种文化实践———这种形成的群体,会在有意无意间强化族群成员的某种文化上的自觉与自信。

在有 10 余万人口的黎平城,主体族群是汉族、侗族、苗族,而作为真正意义的少数族群的三锹人,几乎是被忽视的,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而岑趸村九组的成立,很大程度上会给边缘化的三锹人某种社会结构上和文化归属上的存在感,创造在同质化与异质化并存交织的都市中一个仿佛可以感知和体验到的文化空间。


三、岑趸村九组:边缘族群三锹人的虚拟社区聚落

岑趸村九组从 2011 年成立以来至 2017 年,一直按其制定的规章每年组织全体村民开展一次聚会。聚会时以家庭为单位,男女老幼都可以参加,聚会的时间没有固定,基本确定在冬季,大家相对有空闲的时间,聚会的场所也没有固定,有时在有自建房,场地较宽的人家,更多时在开有餐馆的人家店面,大家参与,自己做,自己吃,其乐融融。用他们的话表述,有了岑趸村九组,在黎平的岑趸人就像一个大家庭样,像一个房族样,像仍然还在老家岑趸一样。所有参与进来的人家,对于岑趸村九组的认同度都非常高,没有一家表达要退出。岑趸村九组俨然成为在黎岑趸人一致认同的社会组织。

岑趸村九组的成立,主要的不是为了共同的经济目的。在黎的岑趸人之间,虽然也经常会发生互相救济、资助、借贷的情况,但总体上,大家在经济上的直接关联性还是相对较少,远远没有形成共同的经济行业或者领域。大家各自凭借自身的劳动和坚韧,在社会结构的底层默默地承受生活的种种压力,过着一份比在岑趸好很多,而和一般的城里人相比又有很大差距的所谓城市生活。从他们自身生活的纵向比较,他们对于当下的生活,还是有比较高的认同度和满意度的。成立岑趸村九组,虽然包含有抱团发展的愿景,但他们更多体会到的还是文化上的、精神上的一种归属感,仿佛仍然还生活于岑趸那样一个原生的文化环境中,给他们在异乡的打拼和辛苦一份慰藉。因此,每当村民聚会的时候,或者哪个家庭有红白喜事的时候,所有的家庭都积极参与,许多人会丢下手头的活路。这既是淳朴的乡风的表达方式,也是他们获得文化上和精神上满足的一种方式,是他们乡愁的表达方式。大家聚在一起,既可以聊家常,互通信息,互致问候,更重要的还在于可以痛快地说三锹话、行三锹礼、唱三锹歌、遵三锹俗,由此强化和凝聚他们作为三锹人的自觉意识,赋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缺失的那种作为三锹人的文化上的获得感。

从更宽泛的层面来看,由于岑趸村九组的存在,在黎岑趸人与老家岑趸的原生纽带就联系得更紧密了。他们没有了那种被从老家抛掷出来的失落感、孤独感、疏离感,时刻感觉到与老家是关联着的。进一步说就是让他们始终有一种有根的踏实和安全。而且由于是在县城中生活,各种信息和社会资源自然是在岑趸时所不能相比的,他们会经常向村里提供各种信息和各种建议,村里做任何事情,也会通过各种途径向他们征求意见,甚至向他们寻求帮助,完全作为村里的一个村民小组看待。我去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各方筹措,拟为村里制作三锹人服饰,三十套男性服饰,四十套女性服饰。他们的这种作为自然得到村里的高度评价和认可,进而更进一步激发他们文化上的自豪感和自觉意识。

中山大学学者周大鸣在对都市中的各种人群状况,尤其是对迁移流动到都市来谋生的打工人群的研究时,提出了二元社区的概念:“二元社区即指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在同一社区 (如一个村落和集镇)外来人与本地人在分配制度、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至心理上形成互不认同,构成所谓二元’”。在二元社区中,从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关系看,当前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相处模式不融洽、不接触,基本是两条无交叉的并行线。”[6]由于黎平是属于中国西部的县城,且县城规模不大,房屋价格不高,90 平方米左右的二手商品房,花 1520 万元就可以买到,在县城定居不算很困难的事。但在黎的岑趸人与黎平本地人之间,基本上没有交集和往来,处于不融洽、不接触,基本是两条无交叉的并行线状况,虽然岑趸人没有集中的聚落区域,但与黎平本地人也处于一种虚拟二元社区状态。也正是这种虚拟二元社区状态,使在黎岑趸人处在一种感知不到存在感的空洞与焦虑中,成立岑趸村九组,很大程度上,可以使他们的这种缺乏存在感的空洞和焦虑得到某种程度的消解。

岑趸村九组的成立,一方面体现出在同质化与异质化交织并存的城市空间中,作为边缘族群的三锹人在社会结构的庞大体系中维护和强化族群意识,形成族群自觉的一种文化策略和实践;另一方面,也体现传统作为一种力量,尤其是民间生活形式作为一种力量对于都市生活的一种影响和充实、改变。都市生活的异质性不仅仅是由于都市中生活着众多的生态人群而形成的,而更多地是由于这些众多的生态人群中的传统所决定的。尤其对于亚洲的都市而言,决定都市生活的异质性,不仅仅是纯粹的都市人的丰富的都市生活方式,很多时候,也决定于都市中众多的生态人群的传统,决定于那些从乡村通过各种方式迁移而进入都市的生态人群的生活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耕生活向现代生活过渡的进程中,城市一开始就不属于任何人的家园,而是一个体现出巨大模糊性的现代性生存空间,城市的异质性就是来自于各个地域、各个族群、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生态人群所表达和塑造出来的,体现着从乡村生活移植过来的文化上的延续性。正是各种各样的乡村生活和族群传统的移植,在城市中就会形成各种不同的社区聚落,既有实在的具有空间延展性的社区聚落,也有虚拟的社区聚落,比如岑趸村九组就是一个典型的虚拟社区聚落。城市乡村生活的移植,很大程度上,不是生态生存上的需要,而主要是在城市中生活的各种乡村人的一种文化表达,是他们试图在陌生的城市中建构存在意义和获得归属的一种文化策略,是他们的一种文化生存方式。印度学者苏巴德拉·米特拉·钱纳 (Subhadra Mitra CHANNA) 说:“在许多直生城市 (villes orthogénétiques) 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城市里,城市化来自并根植于乡村或前城市时期的文化和价值观,尽管全球化车轮滚滚、城市化进程显而易见,但这种文化和价值观却薪火相传。”[7]125 黎平城作为中国西南黔湘桂边界区域的一个中心城市,是在近三十年的开放进程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其城市特色,既与当前迅速发展和扩张的全球化进程相关联,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但也始终与西南边区多民族杂居错处的居住格局和多族群的社会现实密切关联,与这一区域的多民族文化传统相关联。一座城市的特色往往取决于其居民的多样性、人口迁入迁出的性质和在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的归属感。”[7]128 相对于乡村,城市是一个特色模糊的地带,或者说是一个融合了鲜明的乡村生活和乡村传统的现代化生活空间。

提出著名大传统、小传统观点的美国学者雷德菲尔德引用克鲁伯对于农民的定义:“农民就是居于乡村而与城镇市场相连,构成了包括城市甚或大都市区在内的整个人口中的一个阶级,构成了拥有部分文化的部分社会。”[8]6 作为人数很少的三锹人族群,在黎平城这个庞大的城市体中,他们似乎微不足道,但他们仍然构成了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仍然是黎平这个城市科层结构中的一环。雷德菲尔德强调大传统主要是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上层阶级所制造和传播的系统化、抽象化、精致化的文化体系,而小传统则是人口中占多数的下层阶级接受、改造并重新解释了的多样化、具体化、不规则的民间文化系统,二者的影响是相互的,传播是双向的。在对岑趸村九组的调研和分析中发现,岑趸村九组的形成和成立,是与大传统直接关联的,或者可以说,是受大传统影响而相应成立的一种结构形式,但岑趸村九组的实际存在和运作方式,则又完全是由小传统所决定的,他们是完全按照三锹人的方式来结构这个自己作出主张成立的社会组织的。在三锹人内部传统中,最注重的是房族关系,任何三锹人,在村寨中必须通过房族来进行活动和生活表达,每个家庭都必须隶属于某个具体的房族。房族是三锹人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在黎平的三锹人看来,岑趸村九组的功能,很多时候,就是老家岑趸房族功能的一种延展,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规章中,要求 35 户人家,无论哪家有红白喜事,其他人家就必须无条件参与进来。这里遵循的就是小传统的法则。三锹人当下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生活能力,使其不能在黎平城形成一个属于三锹人的聚落和生活空间,但他们通过成立岑趸村九组这种形式,保持了他们的地域性,维护了他们的族群性,划出了作为三锹人自己的有形也无形的族群边界。


  参考文献: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前的世界[M].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6.

        [2]胡宏林主编.千年古锹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

        [3]余达忠.边缘族群三锹人婚姻生态的社会人类学分析[J].吉首大学学报,20155.

        [4]余达忠.走向和谐———岑努村人类学考察[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5]周大鸣.多元与共融———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6]周大鸣“. 二元社区与都市居住空间[J].山东社会科学,20166.

        [7][印度]苏巴德拉·米特拉·钱纳(Subhadra Mitra CHANNA.印度的城里人”[J].第欧根尼,201701.

        [8]余冰.西街社会:对一条广州老城街道社区组织的研究[D].中山大学

  

  作者简介:余达忠,贵州黎平人,福建三明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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