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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靖州“苗防”议略
2018-01-20 11:24作者:陆湘之

“苗防”之策,承袭千年,历朝因之。清代“苗防”,在相关靖州史志中记载甚少。严如熠《苗防备览》和李瀚章纂编的《湖南通志》“苗防卷”中亦鲜有记闻。为厘清本来,弥补史载之不足,笔者从散布于其它典籍和民间碑文中的一些散轶史实,搜集归纳和考证后,形成此文,作些粗浅论述。或许对某些历史问题和现象的探讨能有所裨益。

进入清代后,满族作为一个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的中国少数民族,其政权统治阶层,在对待国内其它少数民族问题上,从观念到具体措施,与前面的大明王朝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他们特别强调“天下内外一体”,并不将“苗蛮”等少数民族视为洪水猛兽和异类而加以排斥。在借助于军事力量武力征伐来维系和巩固其统治基础和秩序的同时,实行了一系列的消除“化外”“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的政令,逐步走向镇压、隔离、防范、笼络、怀柔相结合的“苗防”政策。这类政策的实施,固然有着其残暴的一面,但也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有利于苗族社会历史的发展。

靖州,自古就是传统少数民族聚居区。宋代纳入王朝版籍后,经过数百年的封建历史进程,特别是经历了明朝200多年的民族大融合,到清初时,这一区域民族成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多数苗民已经“化生为熟”“熟苗多而生苗寡”,在整个靖州区域内,传统的生苗区就只剩下湘黔桂交界,现今湖南靖州县和贵州黎平县、锦平县交界地区之间的“花衣苗”,也就是锹里地区。这些就是明代和清初未纳入版籍的生苗。

清王朝建立后,至康熙前期,清朝统治者在湘西南一带基本上沿袭明代对苗疆的军事镇压、防范政策。但是,清王朝当时又正忙于消灭各地反清势力和处理其他重大问题,全力以赴为稳定自己的政权而斗争。在对待“苗防”上,暂不置于重中之重。对湘西一带“苗疆”政策的转变,是从清康熙中叶开始的。此时清王朝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先后消灭反清武装,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剿灭噶尔丹叛乱,政权稳定,国力日益增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废除各据一方的土司,加强大清统一的任务,提上日程。康熙中期,“开辟”广东“八排”成为“改土归流”的先声。随后,转向了湘西南及黔东南一带的“苗疆”。

靖州,是湘黔桂交界地区的中心,战略位置突出。清初至康熙前期几十年间的靖州烽火兵燹不断。先后成为明军残余势力,广西流寇、贵州苗民、通道苗民等与清军作战的西南主战场。康熙十七年,平定三藩之乱时,吴三桂官柩途经靖州,苦累军民如同水火。自古靖州及周边历为蛮夷聚居之所,山高水远,民苗杂居,土风剽悍,历史上曾爆发过多次苗民反抗剥削和压迫的起义斗争。大部分兵事都是由外向靖州裹挟和迁延,因此,统治者们认为靖州的苗防内外必须兼顾,才能长治久安。自康熙末年特别是雍正皇帝即位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苗防”政策,“改土归流”和“开辟新疆”。在总结一系列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靖州苗防逐步调整政策,不是一味地进行军事镇压和征伐,而是“因俗而治”,因地制宜,在武力征讨的同时,着重于建立稳定的苗疆秩序,促进苗区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其主要措施是:

一、设立“关隘”,厘清民苗疆界,均田屯丁,以备不测

顺治年间,靖州一带烽烟不断,长达十余年。康熙即位后,又平定三藩之乱,湘西南一带又成为平定吴三桂叛乱的主战场之一。三藩平定后,康熙帝加紧了苗疆事务的处理。康熙末年,一度在民苗相邻的边关上设立卡哨,后因事废弛。雍正即位后,恢复关隘。雍正四年,在原零溪巡检司的基础上,设立三岩桥汛,置千总一员(六品)领马战守兵47名,三岩桥讯与零溪司合署,处理军民事务。雍正六年(1728)复设黄泥关和大梁关。黄泥关位于今三锹乡九坡、枫香两寨之间的黄泥冈上,属靖州协所辖分防六汛之一。领马战守兵36名,置把总一员(七品),大梁关在今大堡子镇三江村的大梁坡上,设外委把总一员(从七品),领守兵27名。两关的日常事务为:黄泥关东巡至界牌庵交界处,与靖州协专防州城千总每月总旗巡会二次,西从本关起巡至梨子坳交界地五里坡与贵州黎平营分防锦屏县把总每月总旗会巡三次;大梁关本关起巡至江头寨交界与靖州协会防会同汛黄潭讯把总每月总旗会巡一次。

零溪古村( 陆顺祖).jpg

零溪司古寨(陆顺祖/摄)


雍正八年,复设查塘关。查塘关位于菜地村万才寨细波(地名),该关属三岩桥汛下属关隘,常驻兵员27名,设外委千总(六品)一名,其任务是南自本关起至岭上坡(地妙)上保界与靖州三岩桥汛千总每月总旗会巡三次。

除设立关隘外,还在一些重要隘口设立营盘,筑有墙堞,操坪为临时驻军操演之所,现尚存九坡坳,地笋沙子坳、菜地湾凸营盘等遗迹。

至雍正年间,在湘黔交界的百里苗疆险要地区,设立了一司(汛)三关。另外,在关外的“熟苗”区域,均田屯丁,形成震慑之势。

设立“苗防”关隘之目的,雍正皇帝在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发出的上谕中是这样说的“湖南地区西与贵州接壤,民苗杂处,奸宄易生,文武大吏于边境犬牙交错之处互相稽察,彼此协应方能禁戢苗夷,绥靖地方。”乾隆元年上谕则道:“沿苗疆险要,防范万不可不严,且设兵之意所以禁约汉奸播弄构鲆衅,又以查察熟苗私人勾引,朋比为奸,非特以新附之苗,为不可信且以重兵弹压之意。”雍正初年,处理苗疆事务的大臣卾尔泰在上疏中说:“苗倮杂处,半多凶顽,出没无常,杀掳轻贯,其种类蔓延,为害边氓,由来已久。”主张“即行相机清理”,“择其最顽梗强悍者苗加以擒治,就其勤良懦柔者,明示以抚恤。”十三年四月,靖州府立的禁碑《汉苗同居》中言:“兹本州遵宪檄,复设查塘关,移清协营兵防巡,原以杜汉奸不入苗寨,宄苗之不入内地,两相安宁之致意。”这些话有些道貌岸然和冠冕堂皇。其实“关隘”的主要作用在于军事封锁,军事防范,军事隔离,军事镇压,划分和厘清所谓的民苗界址,人为限定苗民与客民(熟苗)生活地域的范围。“关隘”以外为“生苗”,“关隘”以内为“熟苗”。这种分界主要限制和阻拦苗民由苗区进入客民区,维护客民(汉人)的利益,但同时也有防止内地“客民”流入苗区,盘剥和欺压苗民,避免引发事端的目的。

苗族是一个富有反抗剥削和压迫精神的民族,在生存受到极大威胁的背景下,揭竿而起。因此,苗族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传统,对于这些,统治阶级是心有忌惮的。雍正五年后,取消“苗不入汉地,民不入峒”的禁令后,外地客民,包括一些破产者,手艺人相继进入苗区,而这些人群的狡黠之徒,设计盘剥,掳掠、劫寺侵占苗民田产物资,造成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同样的事件屡屡发生,现有三锹乡菜地村黄柏寨和大堡子镇岩湾村排洞寨,雍正十三年四月立的两通石碑,以及藕团乡老里村高营寨,乾隆年间立的一通石碑中均记载了这类事件。因此,从客观来说,“关隘”的设立,对于穷乡僻壤中的苗民的日常生活还是起到一定保护作用的。

二、编户入籍,建立管理行政、钱粮、治安的基层组织机构

  清代苗防,在延续前朝的军事征讨的同时,在锹里等苗区内,建立行政管理机构,委任寨长、岗长等职,以“苗夷制苗夷”,苗区日常行政事务由州府委牌岗长、寨长等治理,规定重大事情如合大款等必须赴零溪司禀报后,取得零溪司许可批文后方可进行。

在改土归流实施过程中,清廷在苗区进行编户入籍,清理丁户的基础上,按田亩数定赋起科。按丁壮逐户纳粮,除定纳一定数额的秋粮杂粮外,一般不再征其他丁傜。由于苗区位于高寒山区,田土贫瘠无出,且民情错综复杂,对苗区的税赋徭役还是比较有节制,所规定的数额也较“客民”的田赋丁银轻得多,同时又革除了过去的种种私征杂派。据乾隆靖州志载:“苗民吴乔元等丈田四十九顷九亩九分三厘,每亩科粮三升一合五勺六秒五撮六粒四颗,该米六十石一斗三升。原议减米四十石,实该米二十一石三斗三升。”这些制度是因地制宜而定的,客观上有利于苗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实际情况同官方的明文规定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由于苗区的“百户长”“宗老委牌”等多为苗奸充任,制度本身存在相当的漏洞,这就为地方官吏,兵丁差役的额外擦刮开了方便之门,也为客民中的凶狠贪婪之徒带来了可乘之机。于是各种巧立名目的勒索摊派和敲诈屡屡发生,官吏、汛兵、衙役联为一气,勒派夫马酒食,熟苗区客民中的一些无赖之徒竞相相约动辄五六十人,多则百余人进入苗寨滋事、掠夺,甚至还出现“唐百户长”之辈要挟锹里下五寨苗民“背楚归黔”之类的事件。出于稳定政权统治的需要,靖州官府多次发文并采取严厉措施,制止和禁止这种行为。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减轻了苗民的额外负担,维护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社会制度以及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

查塘古关(龙本亮).JPG

查塘关旧址(龙本亮/摄)


三、实行“化导政策”

康熙、雍正时代清王朝统治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开辟”,消除化外,以实现“大清一统”。乾隆嘉庆农民起义后,统治阶级吸取教训,苗防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补充后变得更完备更策略,在残酷的“清洗”、武力“威慑”、“关隘边墙”防范的基础上逐步走向以“化导”为“治苗”之本,以“以苗制苗”为“久安”之策。靖州苗区,早在明代中后期就已经接受汉学教育,但这些教育是局部的甚至于是在地下进行的。大规模鼓励苗区兴办汉学,鼓励苗生参加科考是康熙四十三年后。道光年间,知州宋晏春给予锹里苗区“六名学”的优惠政策,增加苗生录取名额。之后,汉学教育风行草偃,私塾、学堂、社学、义学、书馆在偏远苗寨相继开办。乾隆初年间,一个小小皂里苗寨就出现了六名生员,足可见当时锹里苗区汉文化教育的一时之盛。

在“化导”的同时,强调“因俗而治”,即对苗族内部的生活习俗和信仰并未作过多的干预干扰。直到光绪末年,靖州知府金蓉镜还多次深入苗区上锹九寨,关注苗疆的芦笙舞,并赏赐上锹九寨银牌二十枚,对这里的民风民情大加赞赏和推行。

清代“苗防”政策,一直到清庭统治土崩瓦解时才宣告结束。

清代的“苗防”政策,在前后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其前期和后期也有所不同。前期注重“防”,后期偏于“化”。“苗防”政策的实施,对靖州的历史进程而言,其影响是深刻的,对靖州苗区实行了长期的军事征伐、封锁和隔离,对生活在这一区域的苗民造成了极大的政治迫害,阻碍了苗汉地区、苗汉人民正常的经济文化联系和交往。从整体上来看,“苗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远远滞后于相邻区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苗防”的实施在客观上又预防和阻止了外地“客民”的大批涌入,预防和阻止了奸诈狡诘之徒对纯朴善良的苗民进行欺压掠夺和残酷剥削,维护了苗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为苗区人民保留和维持了一块面积狭窄、条件恶劣,但相对稳定和相对独立的生产生活空间,从而使这一部分经历屠杀和劫难的族群不至于灭绝。作为一个民族和族群的文化传统,语言、服饰、歌谣、习俗等能够原生态保留和传承下来,这就是“苗防”意想不到的另外一种结果,或许,也可以算作是一个奇迹。这当然是苗区人民奋力抗争的结果。

纵观清代“苗防”,我们应当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态度去正确认识和评判它的局限性和反动性,但也要肯定它的进步性和对历史发展的推动性。

作者简介:陆湘之,苗族,湖南靖州县锹里康头寨人,靖州苗族研究民间学者,县苗学会理事,靖州县藕团乡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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