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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靖州“锹人”族群的形成和分化
2017-11-20 08:41作者:陆湘之

明清时期,湘西南靖州西部,今大堡子、三锹、藕团、平茶等乡镇,也就是湘黔接边地带的崇山峻岭中,生成繁衍了一个苗侗族的分支中的边缘族群,这个自称为“锹人”、“锹家”或“锹上”的族群,其语言特征、文化特性、风俗信仰、民族精神个性等方面都显示出和周围毗邻地区村寨的苗族、侗族、汉族族群明显的差别和不同,用传统的二元“非此即彼”理论去研究揭示这个民族族群,可能会陷入僵局或劳而无功。

由于种种原因,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界对于生活在湘黔桂接边地带深山老林里的边缘族群一直没有专门性的深入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开始有石林、余达忠、刘宗艳、张雄等极少数学者以及靖州本土学者进入该领域作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和探讨,但完整清晰学术体系的形成尚待时日。

“锹”,亦作“鍫”,在字典中的解释是一种掘土的工具。但作为族群的名称,其来历扑朔迷离。湘黔边界的锹人中流传着三种不同的版本:一是“劁猪佬”吴刚、“卖柴汉”潘富元,“卖油郎”龙彪偶遇后,甚为投机,金兰结义成为异姓兄弟,吴刚领着潘龙二人,以劁猪为业谋生。一次,将人家的母猪劁死,主家要其赔偿,三兄弟身无分文,只好设计夜里逃跑,背井离乡跑到深山老林里的一个山寨,安身立命。久而久之,当地人知道其来历后,便称其为“劁佬”(佬是俗语中对外姓族群的一种蔑称)。其二,生活在这些区域的男性善于缲制蓑衣,走村串寨以此谋生,这些手艺人被外寨人叫做“缲佬”,渐而成为整个族群的代称。第三种说法见于锹寨——康头寨光绪年间恩科进士蒋贵善著《松竹斋杂论》所遗残中,有过寥寥数语的疑似记载:“余询彩鹤,锹当何解?答曰:“宋败元鼎明继,鹅丘等地兵勇徙民携妻幼匿居我地,尔等本中原之人,善使锹,土人谓之锹也,后溶为土人矣!……吾里先祖聚牛筋岭……今之齐款乃以锹地称,一款一锹,类其域也。”

△ 下锹苗族妇女(明敬群/摄)

三种不同的版本,都是关于民间族群来源的历史记忆。在一、二种说法中,时间、空间、事件都不完整,言说的只是一种模式化的历史故事,或许是传承过程中细节的丢失,或是在一开始就作了刻意的隐瞒和隐喻。譬如将落寨的原因由反抗压迫斗争失败后被迫迁徙逃亡说成为将母猪劁死等,潘吴龙是锹人族群中最大的成分构成,三人金兰结义,其实就是代表族群组合最初的雏形。第三种版本的来源虽然并不代表真实的历史记载,但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可信度。这是一段拔贡和当时锹里24寨总款首两人关于“锹”的对话。从中我们可以作一些借鉴和推理,结合史实,摒弃“汉”与“非汉”的二元法,在多元的、复杂的、整体社会事实背景下对锹人现象作出有益的分析和探讨。

下面,将从几个方面予以论述:

一、锹人族群的形成、迁徙和族群的分化裂变

(一)族群来源的原始记忆

平蛮后裔。族姓中最明显的是龙姓始祖龙禹官奉命平蛮,其子孙定居绥宁东山,再后来后裔们散布各地,有一部分进入锹里,成为锹人。

政权失势者。包括两部分:南宋和元朝政权的失势者,前者即为那些善使锹者,后者是元政权的中下层人员,在政权更迭后,相继进入靖州西部山区,与当地土著夷民融入融合。后来锹人的服饰就具有蒙古族人的特征。

“酸汤苗”的融入。明朝初年,居住在天柱远口一代的以潘吴陆等姓的“酸汤苗”陆续进入。据现存于三锹乡黄柏寨乾隆年间石碑载:“我祖籍吉安府,为鹅坵,奔靖州后入洞夷”。酸汤苗是明朝屯垦制度和移民迁徙政策背景下,汉族和当地“飞山蛮”通婚融合所形成的群体。酸汤苗的融入是锹人族群形成的中坚力量。而传说中的江西吉安府泰和县“鹅颈大坵”这个朝廷政权组织的移民集中地便成为族群共同的祖源。

异姓兄弟的结盟。共同的生产生活环境和际遇促成力量的组合结盟。这就是模式化的兄弟故事。

(二)共同时空下其他族群的分布

靖州在宋代才正式纳入王朝版籍。五代十国至北宋前期,飞山峒首领杨再思及其十子成为湘黔桂边境地区的领主,史书称为飞山十峒首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湘黔桂边界区域所居住的应该是以“飞山蛮”为主体的少数民族。随着中央王朝统治的逐渐深入,汉族和其他民族也陆续进入这些地区,因此,就形成了“苗疆地方,生苗在南,汉人在北,熟苗居其中间”,大杂居,小聚居,犬牙交错的局面。

受明朝初年开始的大规模的移民高潮和屯垦制度的影响,至明代中期,靖州及周边区域的社会情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全方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相当激烈,族群结构纷繁复杂。刘歆《渠阳边方考》中说:“靖州渠阳治境诸夷种落有生苗、熟苗、峒蛮”。生苗、峒蛮主要分布在湘黔边界交界山区地带,凡是卫、所、屯所在地方陆续成为熟苗区。以今天的锹里地区为中心,审视当时该区域民族族群分布情况,大致如此:东部是汉人或熟苗,南部是熟苗区或者夹杂着汉人,北部是清水江黑苗区,西部是铜鼓卫和亮寨长官司、湖耳长官司辖下的黑苗寨落。

△ 中锹苗族妇女(明敬群/提供)

(三)社会区域下族际互动和锹人族群的形成

早在元明之前,围绕着湘黔边界牛筋岭山脉,就聚居着一个古老的土著族群,它们属于“飞山蛮”的一个支系。元明之际,随着国家政权的深入,外来人群以各种方式逐渐进入和渗透,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以居住、通婚等形式,取得了最初的生存权利,最终完全融入。这个过程不是被动的而是平等和志愿的结果,一方面,历经苦难且身心疲惫的外来者们迫切需要可以生存繁衍的“应允之地”,另一方面,土著族群也需要一些“靠得住”的外部力量加入,以增加自己在和其他周边族群互动竞争的优势,而外来者中间,本来就不乏既有文化头脑,又有一技之长的人。经过一轮又一轮新的组合,古老族群在数量上增长,生物基因得到改良,群体素质也得到提高。正是凭借这个基础,在元明数百年的激烈的生存博弈,残酷的资源竞争,渐进的文化融合等互动过程中,这个族群主动或被动地划出其族群边界,建立起某种共同的认可认同,适应复杂社会背景下的资源竞争,并且形成了一个新的以“锹”为族群名称的族群。“锹人”族群在明代中期已基本形成,并且以整个族群的身份和力量参与了族际的互动交往,参与了长达数百年的木商经济过程,甚至参与了与封建国家政权的抗争。正统十四年,1449年,锹属黄柏寨锹民联合贵州勾猛、绞桥,广西蒙正、拜洞等苗民,进行起义,杀靖州知府苏忞。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铜鼓卫苗民起义,锹属各寨在牛筋岭合款,制定款约,治内防外,支援反抗压迫斗争。

(四)族群外延的延伸

明代中后期,锹人族群基本成型并且其稳定后,族际之间的交流互动逐渐频繁,由而引发族群外延的扩张。从万历年间开始。以48寨为核心,以牛筋岭为总款场,湘黔边界广袤的苗侗聚居区延伸组合成一个巨大的款组织----三十三锹,这个款组织到清代中期才基本形成。关于三十三锹具体情况,拙文《三十三锹初探》里有一些简单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五)族群的迁徙和分化裂变

   锹人族群在锹里地区形成后,内忧外患的压力从未停止过,人口的增多,资源的匮乏,强权的打压,族际之间的纷争和过结,天灾人祸的降临等,其生存危机再次突显。于是,就呈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形: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不断有各种身份的人进入锹里一带落脚,融合成新的“锹人”,而一些锹人却又背井离乡,陆续踏上外迁和重建之路,继续寻求生存发展之地。不断的迁入和迁出,时间长达300余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

外迁的原因大致分为几种,一是资源的匮乏和竞争,使得锹人族群相对处于一个劣势的地位。锹人族群所住区域都是在生产生活条件很差的山区,山寒水冷,光照不足,山多田少,耕作极困难,且收成低下,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所需,再加上人口不断滋生,难以为继,必须寻找新的栖身处所。

其二,源于社会的动荡不安和遭受地主豪强、外来族群的无休止的盘剥、勒索和危害。其三,躲避官军的镇压。苗族历来有抵抗外来剥削和压迫的传统,苗族起义失败后,为躲避官府追杀,被迫逃亡。黄柏《克昌厥后》碑含蓄地记载和透露出某些细节:“永乐昆仲破盘之散,一盘上黄潘老,二过芙蓉金殿,三转江东靖州。”这段话里叙述的历史事件是:“成祖永乐十一年,藕洞、婆洞、上下标绞等寨苗作乱,劫掠乡村,命都督、太监廖永忠讨平之。”(《黎平府志卷五·守备志第五》),在这场“苗乱”中,黄柏寨苗民参与其中,起义失败后,潘姓兄弟们将鼎锅盖一分为三,各持一片,作为日后相认的凭据,分别逃亡至今黎平、通道、靖州境内。其四,自然灾害的牵连,特别是瘟疫的横行,曾经一度让某些锹寨几乎灭绝,为了延续族群,不得已外迁。这些迁徙者们有的是举家举族,有的是单个独行,有的是数人邀约,而每个迁徙者的背后都充满着苦难和悲凉。据田野调查,在锹人族群区域的48寨范围来看,几乎每寨都发生过迁徙事件,但外徙者以靖州锹里24寨为多,而锹里又以中锹九寨(六户三排半)和上锹九寨为最多,在迁徙姓氏中以潘、吴、陆姓为最。

△ 中岭苗族妇女(明敬群/摄)

“锹人”大量外迁的高峰期为明代末期至清朝乾隆年间100多年时间里。迁徙的路线大致分为三个方向:向北迁至湖北、重庆、四川。明朝末年,张献忠屠川后,四川一带人口剧减,随着“湖广填四川”的浪潮,锹人随潮北上,在四川的乐至县仍有一部分锹人后裔,其语音仍然保持着靖州酸汤话的发音体系,这种发音体系被语言学界称之为“靖州腔”。往南迁徙至湘黔桂交界地区,迁到通道县境内大高坪、锅冲一带的被称为“花苗”,谬冲花苗在雍正初年曾遭到清廷的残酷灭剿。迁到广西、黎平三省坡地带与侗族村寨相杂居的则自称为“草苗”(草为“锹”的谐音);往西南方向贵州黎平县、锦屏县交界的清水江上游地带崇山峻岭中的则被称为“三锹人”,也有极少部分迁往熟苗区和客民寨中的已经化熟为民了。

“草苗”和“三锹人”的落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还是极为艰苦和被动的过程,充满着苦难和艰辛。这个亚族群所经历的苦难程度甚至超过其祖辈。锹人亚族群——“草苗”、“三锹人”在落寨之前,在当地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土著经济和地方政治势力。一方面土地已大部分为他人早已占有,后来者只能移居于半山腰或山巅;另一方面移民者起初大都只能依附于他人。处于来人的社会最底层,长期替人佣耕或者租赁山场以度日,在经过数代人的艰辛和拼搏,以购买的方式渐渐取得土地的居住权和拥有权,且随着社会的契约化和市场化程度化的不断提高,最终在这些区域的竞争中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和普遍认同的身份,才站稳了脚跟。

“草苗”和“三锹人”作为“锹人”分化裂变后形成的亚族群,受地域和时空的阻隔,受周边族群的影响和浸染,其民族品质、精神习性、文化继承、习俗特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主流成分仍然保留并得到传承。关于这些,当另行分析和讨论

二、锹人族群认同的建构

族群认同就是族群身份的确认,是指成员对自己所属族群的认知和情感依附,而族群的建构是包括自我认同、社会群体认同和社会认同三个层面为基础的。

自我认同,包括族源、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生产生活习俗等方面的认同和认可。在锹人的意识里非常清晰的强调族群的共同性和统一,讲的是锹话,唱的是锹歌,行的是锹规锹俗。锹话是苗侗汉三种语言的融合体,在锹话的语音成分中,苗语、北部侗语、汉语方言酸汤话各占一定比例,而锹歌(苗族歌鼟)是一种多声部音乐艺术,是用“锹”化的汉语语言来演唱的。锹规主要体现在婚姻、服饰、饮食、宗教信仰、合款制度等方面。吃油茶(糊米茶)和锹寨内部通婚这两点最为突出。

锹人族际边界非常明显强烈,一直强调自己既不是“苗”也不是“汉”,而是独立于二者之外的族群,这些可以从传承的芦笙歌词以及古碑中得到应证。“吹笙同响,打锣同声,唱歌同音,踩堂同步。吹到哪里,好到哪里,唱到哪山,好到哪山。胜过客家,胜过苗人,只许锹人踩堂,不许外人强占,苗来苗死,客来客亡”。“倘遇外来之侮,阙里应齐心以击,尤对客家与苗家,更应合力以抗之。”这种强烈的族群隔阂和族际代沟,它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在明清数百年间,作为弱势群体,人力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地缘环境相较于周边其他诸如黑苗、客民族群,处于明显的下风。据现存在锹里下锹排洞寨、中锹黄柏寨雍正十三年的《恩主杨》碑和《汉苗同居》碑所载的部分事实中可以看出,锹民所受剥削压迫程度之深,连官府都看不过下去,发出官告,严禁汉民欺凌苗民。

无休止的、连续性的欺凌压迫,激起了锹民的抗争和抵制,也给锹民的心理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创伤,甚至是心理仇恨,而且把它作为一种民族意识进行代际传递和继承。仇“苗”心理,除了痛恨其外族族群对锹人的抢掠外,更多的是认为本族群祖源血统的正宗。通俗地说是来自于江西泰和县鹅颈大坵的华夏族后裔。仇“客”并不是仇恨所有的汉人,指的是正在欺凌或者曾经压迫过他们的汉人。在当时,敢于如此大张旗鼓地“咀咒”强势庞大的汉人群体,而无所顾忌这可能与掌握政权者是满而非汉人有关

△ 内岭苗族妇女(吴通爱/提供)

社会群体认同。锹人族群(包括其亚族群)在内,它是一个迁徙的族群,也是一个苦难的边缘族群、弱势族群,他们居住在深山老林中,受到强势族群的岐视、欺凌、压迫。在周边社会群体当中,对于这么一个弱小群体,缺少应有尊重,基本上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将其蔑称为“锹佬”。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尊严。

社会认同。又称为国家认同。在明代,封建王朝对这个弱势群体是实施打压的,清代,满清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与前朝有区别的,在镇压的同时,更加注重怀柔和教化。对于锹人族群,并未将其视为异类。对于锹人族群的族类归属,清政府是将它们归属“苗”的范畴,靖州乡土志云;花衣苗也,今九寨六户三排半矣六寨之潘吴李各姓,则青衣裙大带,妇髻与花衣同。花衣之中,则分峒家、苗家,言语各不相喻。清代康熙43年开始,允许锹人子弟作为“苗生”参加科举考试。道光年间,知府宋晏春代表官方,特别给予锹里地区“六名学”的优遇。清光绪年间,靖州知府金容镜多次莅临苗疆巡视,赏赞芦笙。歌咏“花苗服饰”,这是官方层面对这个族群存在的认可。当然,这些自然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治理手段和方法----镇抚并用。

新中国成立后,锹人族群在法律意义上真正获得自由平等和尊严。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未识别  民族身份进行甄别时,锦屏、黎平、靖州三县的“三锹人”多次联合向上级民族部门和人民政府要求明确为“锹族”,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因“三锹人”人口少、族源未详尽等原因,列入“未识别族称”。后来,贵州省民委下文把“三锹人”划归苗族或侗族。“草苗”部分划归于苗族,至此,尘埃落定。

苦难而又封闭的环境,坎坷的历程,造就和锤炼了“锹人”族群坚强、包容、善良、乐观、向上的精神和性格,700多年来,这个族群勤劳、善良、勇敢、直面困难,同自然和社会作顽强的抗争,获得了某种人类价值观的认同和认可。

“锹人”具有强大的精神特征:一是强大的文化认同,族群认同感和震撼心灵、持之永恒的诚信;其二,具有强烈的纯朴的道德观、价值观,崇高自然、敬畏天地、敬畏生命,天人合一;其三,具有顽强不屈的民族气节以及与时俱进的时代观念;其四,具有独特的文化创造和传承;其五,具有浓郁的土地情结和思乡情结;其六,具有顽强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正是凭藉着这些超乎寻常的精神特征,锹人族群在明清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中,以强大的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演绎了独特的“靖州锹人现象”。

作者简介陆湘之 苗族  湖南靖州县锹里康头寨靖州苗族研究民间学者 县苗学会理事靖州县藕团乡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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