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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州锹里苗侗聚居区汉文化教育发轫发展及历史影响分析
2017-11-12 10:22作者:杨桂兰


——以皂里苗寨、啤嗟苗寨两通清代碑文为据

锹里,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地理概念上的锹里是指湘西南靖州县与贵州省黔东南州天柱县、锦屏县交界的苗侗少数民族聚居区,即传统的“湘黔48寨”。靖州境内有24寨,锦屏、天柱县境内有24寨。清雍正朝以前,48寨所在区域均为靖州府辖。雍正年间,天柱县隶属贵州镇远府。故而将锹里一分为二,靖州24寨为内锹,锦屏、天柱两县清水江24寨为外锹。文化概念上的锹里,是锹里内涵和外延的扩展。元明时期,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居住在内外锹里区域内形成和衍变成为一个新的苗族支系族群——“锹人”或“锹家”。明末清初,“锹人”族群的一部分陆续踏上重新迁徙的历程,往南迁至广西三江、贵州黎平三省坡周围地域的“锹人”演变成为“锹人”族群的亚群体——“草苗”;往西南迁徙至黎平、锦屏清水江上游深山老林中繁衍定居的则被称为“三锹人”。限于篇幅,本文所分析的对象限定在“锹人”族群生成的核心区域——靖州县锹里苗24寨。着重分析在这个区域内的汉文化发轫发展过程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在《靖州县志》(1994年版)和《靖州民族志》(1997年版)中,是这样表述的:“靖州的山区苗族文化教育,始于清代中叶。据清嘉庆十四年(1809)凤冲(今属三锹乡凤冲村)《学亭碑》文载:清嘉庆十二年(1807)正月,岁次丁卯,凤冲建立学亭。同年四月初四日,被土匪烧毁。嘉庆十四年,吴昌期、吴德任、吴昌华、潘起仲等十四人捐款复修。这是锹里苗族最早读书的地方”。后来者大多遵崇此说。认定锹里民族地区的汉文化教育起始于清嘉庆中叶、发轫于锹里凤冲苗寨。

对于此说,一些苗族文化学者,心存疑惑。但又苦于缺乏强有力的证据做支撑。直到2016年7月,皂里苗寨《学堂桥亭》碑文的出现,以及和贵州黎平大稼乡啤嗟村“翁九老”塘中挖出的一通清代乾隆年间的古碑,碑文信息两相映衬,结合历史事实,才揭开了确凿地历史真相,得出了可信的结论;靖州锹里汉文化教育起始于明朝中后期或者更靠前,比清嘉庆年间提早两百来年。

碑文一  《学堂桥亭碑》文摘录:“……如门首之桥梁,训童之家垫,尤为所系重焉!且桥创自前人,总属往来之要,至于学馆,而更有关焉!时当盛世,文风日开,所当另立讲堂,则训导有方,人文迭出,则一举两得者,诚有念于斯耳!桥、学馆已历百年而将老,则振兴之所不容耳!……”

                      大清乾隆二十七年孟春月谷旦众立

碑文二

尝思朝廷有国法,鍫里有里规。兹余三鍫自先祖流离颠沛于斯,迄今已近百年。为铭志先祖之习俗,故三鍫各寨里长约集,宰生鸡而誓志,饮血酒以盟心,计照规约于后……

恐嗣后无凭,刻有生卧碑各一块,永远存照。

                          大清乾隆己己年孟春谷旦日立

清乾隆学堂桥亭碑(潘中和/摄)

这两通碑文确地传达出这些信息。“三锹人”在迁徙至黎平锦屏交界区域前,“锹人”这个族群已经形成,而且族群概念十分清晰和强烈。另一方面,这个族群迁到黎锦居住地已经将近一百年,这表明,在清顺治年间迁徙至“应允之地”前,“锹人”族群在一定程度上粗通并且使用了汉文,能够用汉文来流畅地表达族群自我的思想和意识。碑文中“桥、学馆已历百年而将老”这句话,清楚地表明旧桥、旧学亭的修建时间至少是明朝末年的崇祯年间(1628—1644)或者更早。而且,皂里碑文中所罗列的头人和乐捐名单中,竟然有六位生员。锹里苗区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是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之后,依照人材培养的规律来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小小的弹丸苗寨,出现六名秀才,这不能不算作是一个人文蔚起的典型,这是文化教育百年积淀、百年浸润的结果。

皂里碑文的出现以及碑嗟碑文的佐证,雄辩地证明了靖州锹里苗侗地区汉文化教育,起于明朝中后期而兴盛于清代的历史事实。为研究锹里地区社会经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以及揭开靖州锹人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依据。历史文化研究中许多悬而难决的问题也迎刃而解。

那么,汉文化教育在靖州锹里地区是如何发轫和兴盛起来的呢?

任何社会事件、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大环境,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影响和推动。影响和推动来自于内力和外力。同样,作为社会现象之一——汉文化的影响和进入亦是如此。

靖州,历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宋代始入王朝版籍,汉文化教育起步迟、进展缓慢。北宋熙宁年间,徽州(今靖州城附近)始设教授,靖州建学宫于州城大南门内,这是靖州办学的开始。南宋时期,一代大儒魏了翁建鹤山书院,靖州汉学教育声名鹊起。宋绍兴年间,靖州置新民学,教养“溪峒”“归民”子弟,为靖州义学之始。元朝政权统治数十年间,暴政苛烈、民不聊生,汉学教育遭受遏制和斫创。进入明朝后,在屯垦制度和移民大潮的背景下,外来军士、文人、手工艺者、流民纷纷涌入湘西南地区。人口的增多,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汉文化教育的推广和传播,州学、社学、书院在汉区和“熟苗”区逐渐发展起来。但由于多种原因,锹里苗区汉学教育的春风还不度玉门关。

在锹里苗区毗邻地区的贵州苗区,洪武初年,置铜鼓卫、永乐十二年(1414)设新化府儒学。十九年(1421)设新化府医学和阳明学。宣德二年(1427)新化府六个蛮夷长官司(湖耳、新化、亮寨、欧阳、龙里、中林验洞)的首领向朝廷奏请“比县学三年一贡。”天顺元年(1457)设铜鼓卫学。汉学教育在锹里苗区的腹背逐渐兴盛发展起来。

除了受外部大环境的浸染和影响外,生活在锹里区域的“锹人”族群,本身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同汉文化教育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锹人”族群本身就是苗侗汉三个民族在经过长期的杂居互动、各民族互相通婚融合,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苗侗汉三种语言形式在交流中共同共闻,在交流和融合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个新的苗族种群支系或族群(在本文中,锹人族群形成的原因和过程不予赘述)。而这个族群,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会有汉族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尽管经过多代的融合,但其语言文化特征仍然包含着浓厚的汉族元素,这就为汉文化教育的进入和发展提供了相当有利的基础。其次,物质生产和流通,特别是木商经济的繁荣,也催生和加快了汉文化学习和传播的力度;再次,族群社会内部生活,譬如乡间文化生活、礼仪制度、合款制度等方面也需要汉文化的融合、再造和提升;还有战争、驻兵以及中央政府强制推行的汉化政策的影响等,正是在上述诸多因素的推进和影响下,锹人族群在经过数百年的融合建设,整饬历程后,到明朝中期,已经成为一个个性特征突出和明显的族群。而且,与时俱进,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和开始了汉文化教育,在一些条件较好、较优越的村寨或殷实大户中开办了私塾教育。当然,教育的方式和规模还是比较原始和弱小的。识文断字者也当然凤毛麟角,极为稀少,文化资源还是掌握着在极少数者手中。在整个明代,湘西南、黔东南交界地区的苗侗族汉文化教育还是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限制当中。这些“生苗区”的文人仍是不被允许参加国家科举考试的,这又在一定程序上,扼制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即使如此,汉文化教育在锹里苗区仍然不绝如缕,仍然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延存和继续着。

清朝鼎立后,为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清朝统治者逐步改变了历代封建王朝对“苗蛮”所采取的单纯军事镇压和消极封锁防范政策,开始注重“教化”,在苗族地区兴办各种教育,大力倡导和传播儒学及封建伦理道德。客观上促进了苗族地区汉文化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清以前历代封建王朝均不准苗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康熙年间,随着苗区汉化教育的兴起,清朝政策逐步改变了这一政策。康熙四十三年(1704),湖南学政潘宗洛上疏朝廷,要求苗童生参加考试,康熙四十四年(1705),朝廷议准:“贵州苗民照湖广例,即以民籍应试。”雍正五年,苗童生参加科举考试的制度推广于“生苗”子弟。此后,各府、州、县学另设“苗籍”加额取进苗童生,朝隆年间、道光年间均规定靖州府辖锹里上中下三锹,每届额补取童生3名。

科举制度之门向苗民的打开,为广大具有才智的苗族青年指明了上升渠道,培养和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苗族人才,延师办学,公益办学,苗族子弟进学,成为了锹里各寨的时尚和义举,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汉文化教育在锹里地区苗侗村寨发轫于明朝中后期而兴盛于清朝。这种以儒学传统教育模式在苗族地区的推广与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汉文化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传输进入锹里地区,促进了民族融合与团结,客观上使苗族文化受到汉文化的涵化。形成了高势能文化与低势能文化的交往和互动,从而使得汉民族的许多劳动技能、价值观念、道德观念、道德准则逐渐为苗族人民所接受和效仿,也使得苗族的一些生产生活技能、民风民俗为汉人接受和学习,文化的融合和创新,加快了民族地区的社会进程。

作者简介 杨桂兰苗族  湖南靖州县锹里金山寨现供职于靖州县人民政府(正县级干部)县苗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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