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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初李天保起义看少数民族的抗争精神
2016-12-21 22:04来源:中国花苗网作者:李珠平

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因不满朝廷对少数民族的欺压和剥削,李天保、蒙能领导了湘、桂、黔苗民大暴动,举起起义大旗。起义军以黄桑为中心,先后攻下绥宁、新宁、靖州、会同等县,朝野震惊。明王朝即命都督肖授同副统兵吴亮、指挥邓通率官兵征剿。正统十四年(1449年),义军不畏强暴、屡败官兵,又先后夺取贵州黎平、天柱、五开、隆里等地,队伍迅速发展至5万余人。景泰元年(1450年)十二月,明王朝加派都御使王来总督湖广军务,令保定伯梁瑶统总兵都督毛福寿、左副史总兵王斌、右副总兵同参将安顺、李震等率重兵征讨,遭到义军顽强抵抗,连连败退。义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景泰六年(1455年)二月,义军首领蒙能被流炮击中牺牲。五月,李天保托名唐太宗后裔,在黄桑上堡建立政权,并制定年号“建元武烈”,李自称“武烈王”,封蒙能子为元帅,杨昌富为将军。同时,以黄桑为中心,定都上堡,建立中央政权,下设省、府、州、县等行政机构,行使中央集权管理。明天顺四年(1460年),朝廷命李震为总兵,率湘、桂、黔三省官兵7万余众围剿,义军殊死奋战,顽强抵抗,终因武器落后、寡不敌众而失败,数万将士壮烈牺牲,首领李天保被俘,在押解京城途中遇难。

李天保起义虽然失败了,却沉重打击了明王朝的残酷统治,动摇了明王朝的根基,使明朝由盛而衰,转入没落时期。这次起义也充分暴露了明王朝尖锐的社会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那就是封建统治阶级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是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李天保苗民起义不仅举起了反封建压迫的大旗,而且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苗族政权,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官逼民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明朝建立不久,统治者倚仗其军事实力,不断调兵遣将,到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征讨,勒令土官归顺纳款,强迫民众造册输赋,并广置卫所,遍设哨堡,派兵屯驻,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仅在绥宁县境就设置哨堡12处,由靖州卫屯军指挥千百户驻防。而驻军苗疆的文武官员及兵役人等,“虐人肥己,致令诸夷苗困窘怨怒”,从而激起民众的反抗。明洪武四年(1371年),绥宁大寨苗民起义,被朝廷派江夏侯周德兴、江阴侯吴良率军镇压。永乐十一年(1413年),宝庆卫镇抚康信带官兵至绥宁县扰民,在白岩(位于今枫木团苗族侗族乡境),被愤怒的群众打死。由于吏治腐败,统治者对民众的压迫和剥削益深。据《二十四史扎记》卷34《明乡官虐民之害》载:“前民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派人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持强,视佃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诉也”。因此,广大民众被逼得起投无路,不得不啸聚山林,揭竿而起,扯旗造反。这就是苗民屡次造反,屡次起义的根本原因。

二、歧视少数民族,随心所欲,任意宰割

明王朝建立以后,汉人成了统治者,而苗族等少数民族依然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三等公民”。在政治上是“南蛮”,是受打击和排斥的对象,是朝廷需重点防范的群体。在经济上苗民虽有自己的山林土地,但各种苛捐杂税沉重,朝廷官吏和地方缙绅及驻兵游勇层层盘剥,他们苦不堪言。在边远山区聚居的苗族人民,仍属于“化外”之民,被统治者称为“生苗”,统治者对这种自主自立的“化外”状况十分不满,同时又对苗疆丰富的物产资源垂涎三尺,于是,对苗疆多次发动战争,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

首先,在苗疆设营添兵,加强军事管制。朝廷在绥宁设营、汛、哨、堡六十七处,并派兵据守,进一步加强了对绥宁苗民特别是“生苗”的军事管制。境内碉卡林立,戒备森严。官兵密切监视着苗民的动向,随时准备镇压苗民的反抗。地方官吏、地主、商贾则以屯军为“靠山”,对苗民进行恣意欺虐。如发现苗人“不轨”,便告营汛官兵。而苗疆的一切争讼,劫杀等事,多由武弁管理,甚至“千把徽员,皆受理讼词”,地方官吏曾向皇帝上疏道:“内地武弁,不得干与民事,而苗疆独不然,文员不敢轻入峒寨,但令差役摧科,持票滋扰而已,争讼、劫杀之案皆于武弁,威权所及,推派随之。于是,因公科敛,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竟逞其能;甚至没其家资,辱及妇女”。由此可见,在官兵的军事管制下,苗民如牢中之囚,纲中之鱼,坐卧在汉族官吏、地主及其爪牙的监督之下,往来于朝廷官兵的刀光剑影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其次,推行民族压迫,民族同化政策,给苗民造成重大心理创伤。朝廷派大批官吏进驻苗疆之后,为了维护和巩固其在苗疆的统治地位,大力推行其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政策,禁止苗族的鼓社团体和款会组织活动。在靠近汉区的“熟苗”地区建立起保甲制,在边远的“生苗”地区则建立头人、寨长、百户制。保甲制和百户制建立以后,实行“连保连坐”。朝廷地方官吏还允许并鼓励汉区“客民”深入苗疆落户,以监视、钳制苗民。他们任意将苗民的田土没收,赏给地方官吏和随官而入苗疆的“客民”耕种,使他们在苗疆站稳脚跟,成为封建统治势力在苗疆的社会基础。此类“客民”大都上通官府,下达黎民,或者他们本身就是官吏们的亲戚朋友,他们对上可以寻宠专权,对下则狐假虎威,恣意欺凌苗族人民,直接在苗民头上横行霸道,作威作福。

此外,朝廷还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支解和同化苗族。他们将“苗”与“民”划分开来,称在苗疆居住较久的汉人为“村民”,称苗族群众为“苗人”或“苗蛮”,意为土著人和不开化者。他们认为苗族人民是“化外之人”。“人”与“民”不能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他们还将苗族聚居区的寨子与汉人居住的寨子区别开来。称汉人居住的寨子为“民村”,称苗人聚居的寨子为“苗寨”。“村”与“寨”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在政治待遇上明显不同,而且是两个民族的区分界线。同时,他们对苗族部落实行分化瓦解,对归顺朝廷或从苗疆迁居汉区或汉化程度较大的苗民称之为“熟苗”。对没有汉化或敢于反抗朝廷统治的聚居苗民称之为“生苗”。他们又按照苗族同胞服饰上的细微差别将苗民划分为“红苗”、“白苗”、“花苗”等,人为划分界线,制造内部矛盾。

通过增加赋税对苗民进行盘剥,在经济上剥削苗民。元代,“化外”苗民聚居区尚未纳入户籍,“田亩不在输纳之列,人丁不在徭役之中”。苗民占有一定的山林耕地,虽然还处在自耕农经济的落后阶段,生产力还比较低下,但是,不需要上缴皇粮国税,在经济上尚能自给自足。但到了明朝时期,朝廷开始抓紧对湘、桂连接“生苗区的开辟”。将化外苗民编入户籍,重新清丈田亩,交纳钱粮,大大加重了苗族人民的负担,特别是地方官吏、地主、屯军和差役等仗其军力,对苗民更是任意搜刮、欺凌,加深了苗民的苦难。苗民在地方官吏、地方及屯军的重重盘剥下,不堪重负,穷困潦倒,反朝廷反贪官成为历史的必然。

三、软硬兼施,“剿苗”又“抚苗”,“离苗”又“化苗”

绥宁自古就是“苗疆要区”,“苗瑶杂处,易动难安”,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苗民起义的事件,苗区长期处在“旋抚旋叛”和“旋得旋失”的“化外”状态,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小。然而,苗族又长期处在被历代王朝统治阶级的“征”、“伐”、“讨”、“剿”和“化外”的圈禁之中,不仅在经济方面得不到恢复发展,而且在社会结构方面受国家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小。这样,在苗族的历史上几乎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在苗语中也没有“奴隶”一词。他们长期处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自给自足,自生自灭,故而“少见寡闻,以能传宗接代为一大幸事”。他们十分怀古、崇古,以习俗文化顽强地保留其民族特征,或以血缘组成部落而自主自立。但统治者往往采取“弹压”或“以夷治夷”的政策,征讨之后就是安抚,或收买土官,“改土归流”,“王化”苗民。他们推行“羁縻”政策,利用土官,分封土官,分而治之,以朝廷效力。苗族地区的社会组织主要是“榔款”,封建王朝的剥削制度仍然无法取代苗区的“榔款”制度。特别是在与汉族统治阶级的矛盾远远大于与苗民本族内部的矛盾,苗族内部的 头人、款首等上层人物或者“地主”,他们虽有剥削的一面,但同时,他们又是抵抗外侮的中坚,是苗民的“主心骨”。从历史条件来看,“榔款”组织对外起着战斗堡垒的作用,对内起着维护民族团结和遵纪守法的作用,具有群众民主和民族自主的形式和内容。同时,封建王朝为了实行“王化”,又在苗区兴办“义学”,训化苗民,迫使苗民接受封建“王法”,接受汉族文化思想和道德观念,以期达到使苗民归顺的目的。这种剿抚兼用,硬兼施的政策手段,使苗疆常常处于被欺压、被利用、被玩弄的境地,少数民族从精神到物质都陷入了空前的悲哀。民族矛盾不断积聚、加重,最终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便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出来,李天保起义就是少数民族反抗压迫、剥削和同化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抗争的一面旗帜。

李天保起义是苗族斗争历史上的一个典型事例。以前,苗族历次的反抗斗争,均以“保疆土”、“复封地”乃至最后“招抚”、“招安”而平息,起义首领或被“封侯”,或被杀戮,从未建立过自己的政权,而李天保起义则不然,不仅制定了年号,“建元武烈”,自称“武烈王”,而且封侯拜相,封了“元帅”和“将军”等职位,并封疆列土,建立起“省”、“府”、“州”、“县”等行政单位,从起义至建立政权,前后达24年之久,说明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李天保起义在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下,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却沉重打击了明王朝的残酷统治,动摇了明王朝的根基。苗族先烈们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斗争历史是不可磨灭的。事实证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李天保举起了苗族人民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大旗,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苗族政权,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在古代苗族历史上乃至整个农民斗争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